lnvestment投资

投资就是资本形成——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注重在有形资本——建筑、设备和存货方面的企业投资。但是政府、非赢利公共团体、家庭也进行投资，它不但包括有形资本，而且包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的获得。原则上，投资还应包括土地改良或自然资源的开发，而相应地，生产度量除包括生产出来用于出售的商品和劳务外，还应包括非市场性产出。因此，政府或家庭购置一辆汽车同厂商购置一辆汽车一样是投资。汽车在所有的场合都是用于运输服务的生产。同样，政府营造道路、桥梁和机场，同企业获得卡车和飞机一样，都是投资。花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支出，不论由企业、政府还是非赢利的大学承担，都是投资。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何处，教育和培训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一种流传颇广的神秘观念，认为投资有益，而且多多益善。但是，投资有好有坏，也有太多或太少。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投资对未来供给的作用。为保持目前的产出水平，要求维持现有的生产手段。因而，经济增长，或产出率的提高，被认为极大地依存于额外生产手段的获得，也就是说，投资要超过现有资本磨损或折旧。如果新的资本“体现了”新的或改进了的技术，那么，投资也会提高产出。可是，投资带来经济增长，是以增加的资本是有用的为前提条件的。它必须有一个正的净产品，也就是说，增加的资本对未来生产的贡献必须大于用来创造它的资源的价值。至于分配多少资源用于投资，取决于我们对现期和未来消费的偏好，或对我们自己的消费和子孙后代的消费的偏好，同时也取决于生产函数，即增加的资本能够变成增加的未来产出的条件。如果牺牲现期消费100美元，形成100美元资本，只能带来90美元未来生产，这种投资显然是不值得的。认为这是一个不相关的问题，源于这样的假设：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寻求利润的企业家是不会随意地承担这种投资的。但是，有一点人们并不总是觉察到：如果政府给予企业补贴或“税收鼓励”，以使企业进行看来是无利的投资，那么，这种非生产性的资本形成恰恰是可以期望出现的结果。投资的第二个主要作用，已从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中看到。这就要求总投资加上总消费等于凡是希望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份工作时的总产出。这样，投资的不足，不仅是由于它未能为将来的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而且是由于它不能带来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后一问题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John MaynardKeynes, 1936年）的著作和影响，受到了更大的注意。换一种说法，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是，总投资必须等于从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中得到的总储蓄。在国民收入帐户中，计算得到的投资总是等于储蓄，因为一国的产出与只是从生产赚得的收入（从国外获得的收入不计）总是相等的。没有花在消费上的那部分收入，就被储蓄起来。但是未被消费者购买的那部分产品，必须由生产者购买（或保存），这就是投资，虽然不一定是意愿的投资。如果我们用Y代表收入和产出，C代表消费，S代表储蓄，I代表投资，就得到S= Y-C=I。这样，尽管实现了的投资恰好等于储蓄，投资和储蓄还是可能比投资需求即意愿的投资多一些或少一些。如果投资需求小于当前收入水平下的储蓄，生产者将发现他们不能售出其全部产品。他们将积累最终产品的非期望库存（在库存上的非意愿投资），这将导致他们减少生产。生产减少意味着收入降低，从而消费和储蓄均减少。因此，投资需求相对于储蓄的不足，会带来产出和收入的连续减少，直到储蓄和投资降到与较小的投资需求相等。投资需求不足，被等同于萧条和衰退，以及长期失业趋势。因此，对投资的刺激，如对资本所得降低税率，看来是为了使投资需求提高到能带来充分就业的储蓄水平。相反，投资需求的过高水平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求采取限制投资的政策凯恩斯学派对于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理解，与古典模型——老的和新的——有惊人的区别，后者隐含地或明确地假定，经济是在充分就业和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运行的。在古典模型中，资本现期生产的增多，必然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现期生产的减少。而现期较多的消费必然意味着现期较少的投资和未来较少的产出和消费。然而，在一个有大量闲置资源的经济中，投资的增加不一定会或许根本不会导致消费的减少。用于增加投资的支出，将构成其接受人的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又会大部分用于增加的消费。因而，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将增加，而不是减少。而且更多的消费可能带来更多的投资，因为生产者看到需要增加投资，以增加消费品和服务的产出。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关于促使意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主要机制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利率的变化就能完成这个任务。投资需求被认为对利率呈负相关，且很敏感，利率是为资本支出而借入资金的成本。如果投资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上的储蓄，古典分析认为，信用市场上的资金盈余将压低利率，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可能由于储蓄者赚得的利息下降，储蓄也会减少），直到意愿投资与储蓄相等。经济活动（产出）水平没有必要发生变化，这是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凯恩斯学派关于均衡过程的观点是利率比产出变化起的作用较小，因为投资需求被认为对利率是比较不敏感的，投资需求主要受生产者对其产品未来需求的预期支配。即使投资需求对利率是敏感的，预期可能是如此地悲观，以至利率就是降到零，投资需求仍会不足。经验研究试图衡量利率、税收和对未来需求预期对于投资决策的影响。假定生产者获得资本是为了增加其预期利润，增加资本的赢利性取决于它的成本、它的预期生产率和增加产出可以出售的预期价格。假定产出是资本和劳动不变的“运行良好”的函数（严格凹形，产出对资本和劳动的偏导数下降，而交叉偏导数为正），生产者将获致资本，直到其递减的边际产品等于其成本。于是这将定义期望的或均衡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当劳动供给和产出率不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不变时，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将等于折旧，或者说是维持现有资本存量所必须的支出，而净投资将等于零。于是，正的净投资的产生将来自产出需求的增长或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增加将产生新的投资需求，以保持均衡资本-产出比率。资本成本的降低，将产生投资，以便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不论是哪种情形，保持增加了的资本额都将导致更多的投资，以补偿增加了的折旧。一般说来，期望的资本存量可表示为： K*=f（p,c, Y*） （1）这里p是产出价格，c=q［i-（q/q）+d］是资本的租赁价或使用费，q是资本货的供应价，i是资本的机会成本，d是经济折旧率，Y*是期望的产出。如果公司使生产外生给定的或期望的产出Y的预期成本最小化，那么工资率w可用来代替p。资本的租赁价或使用费c,就是每单位时间内持有或保持一单位资本的成本。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c等于资本品价格乘以实际利率与经济折旧率之和。前者用来度量机会成本，即失去的来自借贷或其它形式的投资货币的净收益加上与资本品价格变动相联系的资本损失（或减去资本收益）。建立在由霍韦尔莫（Haavelmo, 1960年）建立的这种新古典的公司理论基础上，并假定一个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产出对资本的弹性为b，乔根森（Jorgenson, 1963年，1967年）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资本需求函数形式，它在大量有影响的研究中被采用： K*=b（p/c） Y* （2）对c有隐含的K*的单一弹性，这一公式表明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和税收政策（如加速的税收折旧、投资补贴或资本收益的税收减免等）的强烈影响，它也影响c的价值的大小（见下文）。更一般的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可用来推出对资本的需求，其形式为：K*=h（p/c）s（Y*）r（3）这里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s，是重要的对资本相对价格而言的资本需求弹性，r是对产出而言的资本需求弹性。当规模收益递减、不变或递增时，弹性r大于、等于或小于1。如果相对价格不变，或采用对资本和劳动按固定比例使用的技术（这时替代弹性为零），那么，在规模收益不变时，期望的资本与对产出的需求成比例。这种对资本需求的形式导致“加速原理”的产生，根据这种原理，从改变资本存量的愿望引起的净投资需求，不取决于对产出的需求水平，而取决于对产出的需求变化（克拉克（Clark）, 1917年）。为引导公司投资（获得更多资本），必须预期对产出的需求有所增长。最初的乔根森资本需求公式（2）和后来的更一般的公式（3）都是“可变加速系数”的基础，在这里，期望的资本-产出比率不是常数，而是取决于价格和产出的规模；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投资还受分布滞后过程的作用（科伊克（Koyck, 1954年），这一过程又受成本调整和控制将来变量预期形成的动态过程的影响（艾斯纳（Eisner）和斯特罗茨（Strotz）,1963年；黑利维尔（Helliwell）和格洛里厄（Glorieux）,1970年；卢卡斯（Lucas）,1976年；艾斯纳，1978年）。许多早期对投资行为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用各种形式检验了加速系数，但都没有考虑价格对期望的资本-产出比率的作用，而这正是乔根森新古典方法的特点。其主要有力的假说是，投资决定于利润水平，理由是实现了的利润可用来衡量预期的利润，或者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公司的资本支出受内部资金流量的限制（迈耶（Meyer）和库（Kuh）, 1957年）。关于这些早期研究的评介，可在艾斯纳和斯特罗茨（1963年）、乔根森（1971年）中找到。近年来的研究工作是，通过对把决定利润的主要因素即销售量、价格和工资包括在内的预期，来取得预期利润的数字，或通过公司的股票市价评价来取得预期利润的近似值。内部资金流量可能对投资决策起一定作用，它不是作为期望的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而是作为一种影响资本调整速度的因素（库恩（Coen）, 1971年）。为研究税收政策对资本需求的作用，租赁价可以推广，使之包括税收制度参数。例如，持有一单位资本的税后成本将是c=q［（1-uv） i-（1-uw）（q/q）＋d］［1-k- uz］/ （1-u） （4）这里u是企业所得的课税率；v是可以减税的那部分资本机会成本（如利息、股息和放弃的收入）的比例；w是资本所得和亏损的实际课税的比例；k是投资税收抵免或补贴的实际比率；z是每一元投资中预期税收折旧的现值（霍尔（Hall）和乔根森，1967年）。从这个定义可看出，假定资本品的价格预期将升高，v,k,z（由加速税收折旧得到）的值越大，c的值就越小，和w的值越大一样。降低利率或资本机会成本的其它度量指标，都会导致c的值下降。资本品价格的高通货膨胀率，对c有两个相反的作用。一方面高通货膨胀减少了税后资本的实际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c；另一方面，如果税收折旧基于资产的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通货膨胀就减少了税收优惠的现值z，从而提高了c（费尔德斯坦（Feldstein）, 1982）年。最后，我们可以说，企业一般税率的变化，对c的作用不明显。如果v和w是1，资本的机会成本不受企业税率变化的影响，那么，当每单位的投资（包括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现值小于、等于或大于经济折旧的现值时，u的降低将导致c的减少、不变或增加（霍尔（Hall）和乔根森，1971年）。但是，公式（1）说明，任何这些参数对K*的影响取决于K*对c的弹性。期望的资本存量本身不能表明投资率，后者为现有资本的重置率与净增投资率之和。二者均需综合考虑财务和调整成本问题，这又与获得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的成本、计划成本和资本品供给函数等有关。这些均要经过专家的慎重预期。如果调整成本是投资率的递增函数，那么，一般来说，最佳的决策是不要立即把资本调整到期望的水平，而是将资本存量的变化分配在一段时间里（艾斯纳和斯特罗茨,1963年）。为适应期望或均衡的资本水平而进行的资本调整速度，可能取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大小。产出需求的增加可能产生最大限度的全力投资，因为公司对需求增长的长期性的预期变得坚定。可是，如果资本的需求增长是由于它的相对价格的下降（比如说，由于利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对比较经久耐用因而也是更结实和更昂贵的资本的需求增加，那么，由于可供利用的现有生产能力足以满足现期生产需要，投资的速度可能放慢。这些考虑是“油灰-粘土”（putty-clay）模型的基础，在这个模型中，现有生产能力不能改变资本-劳动比率，但新安装的生产能力却可将其改变。对新增住宅服务的需求，将带来住宅投资在成本考虑允许的范围内迅速增加，而低利率则导致大量投资于较耐用的砖房以代替那些较不耐用的木屋或草屋，这样，仅当现有的木、草屋已经破损并需要重置时，才会带来投资率的增加。因而，投资方程原则上应当包括对相对价格变化和产出变化的分别的分布滞后反应。投资方程还应承认这种可能性：滞后分布不是固定的，它可能随着其它经济参数和预期函数的变化而变化。将（3）式进行对数变换，我们得到：lnK*=lnh+sln（p/c）＋rln Y（5）再将此式写成一阶差分形式，我们得到：△lnK*=s△ln（p/c）+r△ln Y （6）因为资本对数形式的改变量也就是资本的相对变化量，我们可以把净投资率与现有资本存量的比值当作大致等于△lnK，而△1nK又可进一步写成期望的资本的决定因素变化的分布滞后函数： ■K—1=s ［q1 （L）△ln（p/c） ］+r［q2（L）△lnY］ （7）这里q1（L）和q2（L）是滞后算符，实际上是诸如利率、资本的成本和可利用性这些变量的函数。于是最后，因为投资等于净投资与重置投资之和，我们可写成： I=■+R=■+dK-1 （8）这儿d是重置率，可随时间变化。这种类型的投资函数估计，经常忽略了经济变量、对调整过程的预期和重置率的影响。滞后分布被假定是某种不变的函数形式，d则被假定是一常数（关于d可能不是常数的证据，参阅费尔德斯坦和富特（Foote）,1971年；艾斯纳，1972年；费尔德斯坦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1974年；库恩，1975年）。当生产和滞后参数没有受到先验规格的不恰当的限制时，得出的估计一般替代弹性s大大小于1，在某些情况下，比零大不了多少（艾斯纳和纳蒂利（Nadir-i）, 1968年；库恩，1969年；卢卡斯，1969年；艾斯纳，1978年；奇林科（Chirinko）和艾斯纳，1982年）。根据时间序列和各部门数字分析估计的滞后分布，通常延续若干年（艾斯纳，1978年），而且一般成倒U字形。当把“油灰-粘土”公式同对相对价格和产出各自的滞后一起应用时，对价格的平均滞后则一般大大长于对产出的滞后（比肖夫（Bischoff）,1971年）。资本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的这种现象的发现，表明货币和税收政策通过资本的租赁成本，对直接影响总的投资率有一些（然而是有限的）作用。对相对价格的长滞后分布表明，利用货币或税收政策去减少周期性投资波动的困难进一步增加。尽管如此，政策不仅可能对期望的资本存量产生影响，而且对资本调整速度也可能产生影响。税收参数如k（投资的税收抵免或补贴率）的重复变化，可被用以带来投资的时际替代，即使对它的长期平均作用很小。所以当投资很低时，可以提高边际补贴率k;而当投资被认为过大时，k的值可以降低到零，或实际上使之为负（用投资税，而不用补贴）。问题在于，投资的补贴（或税收）的波动和不确定，可能对投资产生很大影响，而长期的补贴或税收则没有这种作用。所以，资本成本的变化和产出需求的变化两种效应之间有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投资的影响与获得投资补贴或税收的长期性成比例（艾斯纳，1978年）。大部分投资函数，由于它们特别的固定的滞后分布和静态预期假设，不能正确地把握经济政策对投资时间确定的作用，也不能恰当区分暂时和长期的政策变化的作用（卢卡斯，1976年）。为纠正这些不足，调整成本必须被明确引进公司的最佳化问题，公司不再是朝着期望的资本存量去机械地发展，而是沿一条期望的资本积累途径运动。沿着这一途径，每一点的最佳投资率（包括现在），一般取决于在整个计划范围内预期的相对价格和产出。在很一般的技术规格和预期下，获得公司动态最佳化问题的解答证明是很困难的。为了使这种方法在实践上有轨可循，通常作用很强的假设，例如，生产函数是二次方程式，调整成本是对称二次方程式，且可与其它技术相分离（如调整资本的成本不依存于资本数量和现期雇佣的劳动量），还假定预期赋有比较简单的自回归过程的特性。观察不到的成本调整以及对将来的、不确定的、移动的（一般不能直接观察到）预期在现期投资中的关键作用是凯恩斯所强调的，它激发了对表述这样一种投资函数的兴趣：它将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直接联系起来。回到凯恩斯的《通论》，我们知道投资将进行到这样一点，在这点上，投资的边际利润预期（“投资的边际效率”（等于利率，换句话说，用利率作为贴现系数的边际投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新生产的资本品的边际供给价格。以此为基础，布雷纳德（Brainard）和托宾（Tobin）于1968年、托宾于1969年提出了“q-理论”，把投资看作是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它的重置成本的比率q的正函数。资本的市场价值原则上可从对股票的交易价格连同企业的债券债务的观察中得到。对税收考虑作出应有的调整以后，当q的值大于1时，投资行为将会出现，因为增加资本的成本将小于资本收益现值的市场评价。相反，当q小于1时，企业的资本需求可通过获得接管现有公司和它们的设备，而不是通过新投资来得到较好的满足。总的说来，q值越大，投资率也应当越大。可是，“q”投资方程的经验估计以及基于这种估计的预测，证明并不是很成功（冯·菲尔斯滕贝格（vonFurstenberg）,1977年；埃布尔（Abel）, 1980年；萨默斯（Summers）, 1981年；林（Hayashi）, 1982年；埃布尔和布兰查德（Blanchard）,1986年）。建议的对这种困难性的解释，包括这种事实：公司的市场价值可能不只是与一般包括在企业投资中的有形资本相联系，并且，人们也未能区分新资本成本的边际及平均价值和获得现有公司的成本的边际及平均价值（奇林科，1986年）。投资决策只是生产者计划雇佣或获得生产要素的-个因素。投资需求与对其它投入需求的相互关系已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要素需求是从一给定的生产函数得出，他们有共同的技术参数，可以作为一个需求函数体系来估计（库恩和希克曼（Hickman）,1970年）。这种方法要求对投资刺激的作用予以注意，这种刺激是经常被忽视的。例如，在一给定的产出水平上，投资税收抵免的直接影响是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它提高了劳动的相对价格。就业水平也可能最终被提高，但仅当投资需求增长引致的总产出扩张足够大，足以抵消这种向较高资本-劳动比率调整时才会如此。当资本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时，由于成本调整，额外的相互关系可能产生。如果劳动投入改变时也很昂贵，那么，投资率可能不仅取决于资本存量期望的调整，也取决于就业期望的调整（纳蒂利和罗森（Rosen）, 1969年；布雷克林（Brechling）, 1975年；爱泼斯坦（Epstein）和丹尼（Denny）, 1983年）。其次，因为一家公司必须按它的生产函数运转，要素调整不可能完全独立。如果产出是外生变量，有n种投入，那么，n-1种投入可以独立地进行调整，但第n个将由生产函数、产出水平和其它投入数量来决定（古尔德（Gould）,1969年）。但是，把生产函数当做一个约束限制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完整地度量所有投入和它们的利用率，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随着相互关联的要素需求的动态最佳模型的建立——这里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和其它投入都进行成本调整，而且不再把预期当做静态的，那就可能估计资本调整成本的大小，看它们如何影响其他投入的调整和受到这种调整的影响，研究生产者对引起价格、产出、政策参数过程的理解变化的影响。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种方法要求对函数形式的很强限制，以获得资本积累和其他投入使用的明确决策规则（米斯（Meese）,1980年）。当假定给出了生产、成本调整和预期函数的一般形式，而模型又没有完整解时，估计隐含地决定最佳投入演变的一阶条件（欧拉（Euler）方程）还是可能的（平代克（Pindyck）和罗滕伯格（Rotemberg）, 1983年；夏皮罗（Shapiro）, 1986年）。这种估计没有给出在任何原始条件和随机环境下的投资行为动态的完整说明，但是对于区分对价格提高的短期和长期反应确能给予指引，比如，对于开始于今天的能源价格的突然提高，相对于今天预期5年后发生的同样的价格提高，投资行为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被带回到这种观点：总需求和总产出率的变化在总投资函数中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从均衡的角度来说，总需求增长率越快，投资需求率就越大。只要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吸收不变部分的产出用于投资（储蓄占收入的比率不变），就要求有不变的产出增长率，这又要求投资本身的不变增长率。对一个比较大的相对投资率，就必须有一个在比例上较快的产出增长率。这样，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当作投资的基本结果的增长率，也可以看作是决定投资的重要因素。如果把资本-产出比率取为3（这一取值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极近似于1985年美国私人固定资本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的估计值），那么，3％的年产出增长率将需要净投资等于产出的9％。保持相同的资本-产出比率，则产出增长率从3％降为2％时，就会引起（至少从长期看）用于扩张的投资的减少，从占产出的9％下降为6％。美国国内私人资本总投资现在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6％左右，这样，产出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将意味着总投资从目前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下降为13％，下降了19％左右。像这种关系所预示的，即使是经济的温和下降，也将带来企业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下降了大约90％。我们已注意到了决定正的和负的净投资因素的不对称性。有人提出，在两种情况下，都有某种形式的约束，限制了可达到的投资率的范围（希克斯（Hicks）,1950年）。对于正的投资，限制（或上限）受可以利用来创造生产品的生产能力的限制。对于负的净投资，限制（或下限）与这种速度相关：现有厂房和设备可能耗损，存货可以处置，不管是否采取非生产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如果总需求或其它因素的增加可以带来投资需求大大增加，投资的上限通常就会高到足以允许大量投资的实现。但是，萧条引致的投资需求下降会迅速跌到实际投资的“最低限”，以至经济衰退纵有缓冲因素，但由于过多的资本存量能被处理掉的速度限制，仍然被拉长了。投资率在经济不景气时，比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会更多地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因为，给定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必要的同一性，当产出固定在其充分就业的轨道上时，储蓄和投资只能通过改变收入和产出用于储蓄的比例来改变。可是，私人储蓄可能主要取决于私人为退休和遗赠目的而产生的对财富的需求，主要与人口增长和产出增长率有关，而不是与财富和储蓄的预期收益率有关。广泛认为，政府财政政策——尤其是政府的预算盈余（政府储蓄）或赤字（政府增加负债）影响总储蓄，从而影响总投资。可是，这种理论的简单形式预先假定私人储蓄不受政府储蓄的影响。事实上，例如，通过减少私人部门的税后净收入而减少财政赤字，即减少政府负债，这将减少私人储蓄。如果收入降低得足够大，私人储蓄下降幅度会与公共储蓄的增长（公共负债的减少）幅度相等或比它更大。如果私人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主要由生命周期和遗赠动机决定，那么，私人持有的由预算赤字创造的公共债务的增长所带来的私人财富的增加，将在现期和将来产生较多的消费需求。按理性预期从事经营的生产者，将提高其投资需求，以便获得资本来适应预期的消费增长。然而，在充分就业条件下，除非受到不肯通融的货币政策的约束，这种行为将引起价格上涨，以至即使有名义上的预算赤字，公共债务的实际价值并未 增加，从而没有实际的赤字，也没有实际消费和实际投 资的变化（艾斯纳，1986年）。 于是，引起私人部门持有的公共债务价值实际增 长超过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实际赤字，只能在达不到充 分就业的条件下出现。在这种条件下，从而产生的实际 消费的增长很可能会鼓励而不是减少实际投资（兰格 （Lange）, 1938年），即“挤入”而非“挤出”投资。在充 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政策或影响资本租赁价的税收参 数的变化，只能改变投资到它们可能影响私人储蓄的 有限程度和影响外国投资的程度。 可是，政府还是能够通过它对资源的直接支配来 影响投资。在充分就业下，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必然减 少可用于其他产出的资源。给定私人消费倾向，产出的 一定下降至少将有一部分是资本生产的下降。如果政 府采购的商品和劳务是用于军事目的或公共消费，总 投资将被迫降低。如果政府采购或生产的产品是有形 或无形资本，则总投资有可能上升。 货币和税收方面的变化，对投资的配置可能会有 很大的——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存心的影响。经验研究 一般揭示，在住宅建筑上的投资，比起大多数其它形式 的投资来，对利率的水平和期限结构更为敏感，因此， 造成很高短期利率的货币紧缩会不成比例地减少住宅 建筑。在财政方面，施于所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上的统一 的投资税收抵免率将扭曲资本配置，有利于寿命较短 的资产。税制有很多共同点——其中有资本盈利的优 惠待遇、名义利率的可减免性以及加速折旧——它们 造成了对不同类型投资的实际税率的不等，这可能导 致资本配置的无效率（金（King）和富勒顿（Fuller- ton）, 1984年）。 当投资获得的社会收益不同于私人投资者获得的 收益时，就可以实行公共补贴或课税。例如，在减少污 染设备上的资本支出、教育和研究支出，均可予以补 贴。但是国民税收制度中基于经济外差因素的不同投 资补贴率似乎是不足取的。 重要的是，对投资的公共政策应该与所有的投资 相联系，不论是人力的、无形的还是有形的投资，也不 论是由家庭、政府和政府企业、非盈利机构，还是由企 业进行的投资。美国经济中，企业有形投资（厂房、设备 和存货）事实上不超过整个投资的20％（艾斯纳，1985 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有其它的投资，如研究与发 展、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人类健康和教育的投资，都将带 来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消费途径而得到更高的回 收。 罗伯特·M·库恩（Robert M. Coen）和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著刘春玲译杨敬年校 参阅：Adjustment Costs; Neoclassical Syn- thesis;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RationalExpectations; Replacement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