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商

我国旧时历代政府对商人课税。包括征收市税（即市租）、通过税（即关税）、实物税、交易税及其他杂税。夏商时代，相传对商人没有征课，即所谓“市廛而不税、关饥（稽查）而不征（《礼记·王制》）。廛是供商人存货之用的市内邸舍，公家只收其公舍的租金，而不征其货物之税。政府设关卡，是为了稽查有无违法犯禁，而不对过往者征税。至周，据《周礼》记载：“九赋”中有“关市之赋”。关市之赋，以商人为征课对象，关是征其货之出入，市是征其货之所在。这便是最早的征商。孟子说。“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经济和商业发展以及各诸侯国财政的需要，关市之征渐旺。所以孟子说“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秦始皇一统，废除关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汉武帝时，为财政需要兼以抑商，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其交易额或贷款额征税，每二千钱征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对手工业者积储或出售产品，按值征税，每四千钱征一算，平民车一辆，征税一算，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也征税一算。对商民隐匿财产的，鼓励告发，予以没收。“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汉书·武帝纪》）三国时，魏文帝下令“轻关津之税”，复什一，说明东汉末年关税是重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买卖行为开征估税，值百税四，其买卖奴婢、马牛、田宅立有文券的，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称为“散估”。东晋时，过浮桥收桁税即通行税，南齐收牛埭税，即用牛力助船在堤坝处过渡而向客商收税。唐代前期废除关律税。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在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旧唐书·食货志》）宋元明各代相沿，号为“抽解”或“抽分”。宋代以后，对商人征课日繁，商税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定有商税则例，课税范围甚广。“关市之税，凡布、什器，香药、宝货、羊皮，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骆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文献通考·征摧考一》）且开始对课税定比额，定后税收有增无减。纳税环节有过税、住税两种；前者对行商贩运货物按值收2％，后者对住商营业征收3％。宋仁宗时，商税成为仅次于田赋的最大收入。明代设市肆门摊税，类似于营业税、明英宗时，对商铺收税，万历以后关卡林立，横征暴敛，不可胜算。明清两代，在交通要津，设钞关、工关，前者因明代受雇装载货物的舟船向关纳钞（纸币）而得名，清归户部管辖，又称户关；后者对商贩运竹木收税，归工商管辖。清依明例，对货物到店或市集发卖时征落地税，但变本加厉，包括对农民、小贩上市售卖的农副产品，不论价值大小，都须征税，且各地重复征课，实开后代厘金之先例。在乾隆、嘉庆年间，税额收入占相当比重。商税虽由商人缴纳，但却通过商品交易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负担。历史上商税收入代有增加，固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商税繁重则主要是出于统治者的诛求，特别是商品通过税，长期地对商品生产流通起着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