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

在签订合同之前，当事人很难获得关于律师服务质量的信息。法律纠纷属于稀缺事件，因此他或他的邻居、亲戚、朋友可能以前都没有聘请律师的经历。即使有的人有过频频接受法律服务的经历（比如转让财产），但也不能就律师能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提供可靠的建议。由于缺乏可靠的信誉机制，律师可以通过其提供的合同的种类表明自己的能力。其他方面也一样，律师从案件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越大，他就越愿意提供这样一种合同，即依据这一合同不利结果的大部分风险强加于律师而非当事人〔鲁宾富德（Rubinfeld）和斯考奇莫（Scotchmer） , 1993〕 。 当事人可能比律师更了解案件某些方面的信息。例如，当事人更知悉在事故发生时他实际采取的预防措施或被告是如何小心谨慎的。当事人可以向律师表明他对案件以及所选择合同的种类的信心。当事人如果认为该案的形势乐观，就会愿意接受规定由其承担不利结果的大部分风险的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在知悉有关胜诉机会的信息方面的不利条件远比律师多。其他方面也一样，律师在案件“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将承担大部分的案件风险（而“形势不容乐观”的案件很少会提起诉讼）。 然而，律师比当事人更了解法律，可以更准确判断案件每一个阶段的分配结果。案件越是发展到后期，情况越是如此。在案件初始阶段，当事人可以向其他的律师咨询，从而得到关于自己案件的另一种意见。但一旦受理案件，律师就会获得案件的信息，而其他律师很难复制这些信息，或复制成本高昂。这样当事人就被束缚了而不能选择其他律师，因为他现在的律师比其他律师和本人更了解案情，所以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必须能够引导律师提供使预期争议收益最大化的谈判策略意见。当接到和解要约时，接受或拒绝要约的决定是在比较要价与拒绝要约的预期未来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已往成本不应当影响这一决定。如果律师获得的和解收益份额等于他拒绝要约继续诉讼所获得的预期未来净收益份额，那么他将提供公正客观的意见，建议当事人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是继续还是终止诉讼。必须利用律师的报酬协调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的激励，使其与当事人的利益一致，这并不意味着律师的收益会因此很多或很少，而仅仅意味着，无论案件是诉讼还是和解，他均会承担相同数额的诉讼费用，得到相同数额的判决或和解收益。 如果按小时收取律师的合同仅仅只补偿了律师的服务费用，他就不会有个人激励建议当事人在接到要约时作出承诺，而且如果他近期没有其他案源，那么拒绝要约就会使他的境况得到改善。不过，被告有时候向原告的律师暗示如果接受要约，原告的律师可以按更高的比例获得律师费〔杰恩（Genn）,1987〕，这给予原告律师建议和解的激励。附条件收取律师费的合同也会偏向于和解，因为律师承担了继续诉讼的所有费用，但却只有胜诉才能获得偿付胜诉酬金合同也存在建议和解的类似激励：律师承担了继续诉讼的所有费用，但只能得到判决所确定数额的一部分。由于这种提供倾向性意见的激励，这三种合同似乎差别不大，那么当事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表格1说明附条件收取律师费的合同比传统的按小时收取律师费的合同更具效率：它具有更佳的风险分摊和努力激励的特性，并且在提供倾向性意见的激励方面也不会明显恶化当事人的境况。附条件收取律师费的合同在美国是允许的，但似乎并没有被采用，这说明对当事人和律师而言，这种合同比胜诉酬金合同的效率更低。前文的论述也说明即便是美国方式的胜诉酬金合同也在不断改进。有效率的合同能够使律师得到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更多的份额，并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风险分摊和协调激励的对价都暗示当事人的收益与诉讼费用和判决所确定的数额的结果没有多大关系，是相对不变的。实际上，律师将支付给当事人一个确定的数额，这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并且同意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作为回报他可以获得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很大一部分。依据美国的胜诉酬金合同归律师所有的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一部分，就效率而言是太低了，因为他们不允许向当事人一次支付总款，而且当事人也因此肯定获得比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有效率的份额更多的收益。 五、为什么管制律师一当事人合同？为了评估 管制律师—当事人合同的论点，必须考虑合同对法 律程序中所有阶段的决议的影响，而不只是考虑争 议产生之后的影响比如，在骑车者控告摩托车司 机伤害他的案件中，骑车者和摩托车司机决定参加 一风险性活动，并选择注意和关注水平，这影响了事 故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骑车者受到伤害，那么， 他一定会决定是否起诉摩托车司机双方都形成了 各自的谈判策略，而且，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和解，骑 车者一定会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他的律师会提出建议并采取相关措施受害的骑车者与其律师签订的合同影响了当事人接受的咨询、他是否提起诉讼、他 的谈判策略、没有达成和解时是否审理该案以及骑车者的胜诉机会这些决定将预期的事后成本强加给摩托车司机和骑车者，而正是这些预期成本影响 了他们采取的预防措施，从而影响了该过程所有阶段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