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义

儒家伦理范畴。“理”指道理，“义”指合乎道理、有道理。《论语》中无“理”字，但“义”则多次出现，如谓“信近于义”（《学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等。“理”、“义”连用始自孟子，《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为如同“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同上）一样，“心”也有共同的是非善恶标准，这就是理义。孟子所谓的“理”、“义”基本同义，指思想行为所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亦即儒家所维护的伦理纲常。先秦儒家有时将二者互训，如《荀子·大略》说：“义，理也。”《礼记·丧服四制》言：“理者，义也。”“义”还常与“仁”并提，而训“义”为“宜”，如《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唐韩愈《原道》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宋明理学家多发挥孟子关于理义的思想，北宋程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周易程氏传》卷四）。“顺理而行，是为义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并认为理义与人性是统一的：“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同上）。宋明理学中的“理”与不同的概念相对时其意义不尽相同，南宋陈淳辨析说：理与道对说，“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理与性字对说，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理与义对说，则理是体，义是用。理是在物当然之则，义是所以处此理者”（《北溪字义》）。清戴震则认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孟子字义疏证》）。他反对朱熹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强调“理”乃事物本身所具有，而被人所正确反映：“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理义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谬也”。“理义非他，可否之而当，是谓理义”。“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