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论

在某些方面，本土价值观同外来影响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扬善惩恶论与因果报应说是相通的，特别是自15世纪以来，在新儒家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形成了簿记式的控制生活的特征，即借助于簿记表格对道德的功过予以评估。 但对公众而言，关键的乃是那种财富有利于和归因于自身预感的观点，所以并没有形成个体伦理学，而是保持了家族的特性，在日本尤其如此。这种家族特性相继产生了其他诸如行会、手工工场乃至现代企业这样的社会化形式。 宗教，特别是佛教，它利用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并给那些与其有利害关系的阶层带来了好处。所以在公元5～6世纪的中国，有佛教属于中上阶层的说法，因为佛教是靠坚强和勇敢的象征来维系的，并由此确保了其社会主导地位。反过来，宗教团体的经济活动又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对象。国家为了预防损耗用来流通的金属硬币，便最终禁止用金属制作崇拜物。新宗教，包括对基督教的接纳，则是现代化和相关意识转变的结果。 自19世纪以来，鉴于对东亚和西方的比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比较观察方式，即通过找出相对于西方的不足来描述国民经济史。与此相对照，那种几乎彻底“排外的”自我鼓吹方式依然存在，在中国，它主要表现为对儒家的重新评价；在日本则表现为对佛教的某种信奉。 迄今，尽管没有对近几个世纪的激烈变化和发展展开充分的研究，但儒家的共同遗产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日本，流行于90％人口中的、属于中产阶层特有的观念是儒家的平等主义基本思想，就像中国的“中庸之道”一样。但实际上，各个国家通过文化-宗教方面，通过历史方面反映出来的本质特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趋明显化。日本在向世俗的宪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家庭外，企业和各种崇拜团体（所谓的新宗教）也成为社会参考变量，它们尽管不再用来解释原有的规范，但仍保留甚至强化了基本的传统因素，如为团体献身。相反，在屡遭外国列强威胁的中国，国家或执政党则要求所有趋于独立的社会基本团体服从于巩固和强大民族的目标和确保社会主义繁荣的目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是各自传统的延续：日本的封建贵族传统表现为代表着自身象征的大商社，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集中化。在朝鲜，崇尚萨满教的思想推行企业的统一和社会团体的形成。所以在日本和朝鲜的现代化尝试进程中，传统的合作形式和责任关系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并由此为社会奠定了巨大的经济优势；而在中国，国家通过抨击“封建主义的”一统文化史和发起运动来瓦解独立的组织形式并阻止其形成。但是，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具有秘密会社传统的中国，均可以看到某些以秘密或地下方式进行的、有助于各种企业活动的联合行为的存在。 参见条目：劳动；贫困；需要，需求；利己主义；产权；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伦理学；新教社会学说；自由；公正；男女平等；全球化；个人主义；工业化；天主教社会理论；教会经济文献；教会企业；人，人类形象；人权，基本权利；人的尊严；法律；团结；责任；分配；价值，价值判断中立；经济制度，经济秩序；利息。 （马丁·昂纳克Martin Honecker） （乌利·考夫曼Uri Kaufmann） （福尔克尔·宁豪斯Volker Nienhaus）（赫尔维希·施密特-格林策尔Helwig Schmidt-Glintzer）风险，风险社会（Risiko， Risikogesellschaft ） “风险社会”是指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成为社会对抗的焦点。一些原先无人关注的事物或现象违背了人类的愿望：自我危害、毁坏自然竟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关键不在于对此进行这种危害性分析，而是要揭示在工业危害的压力下如何形成塑造新形象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