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学

对疾病的处理、治疗。即使治疗方法在健康与疾病的基本理论方面与西方自然主义科学不一致，但它本身是一个逻辑系统。例如，祈祷、巫术、驱邪符、献祭等疗法在某些社会条件下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有些疗法在史前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外科手术〔参看*环钻穿颅术（* trephining）〕、*放血和许多药物（有些现今在西方*医学中仍然使用）。医学疗法比医学理论在传统上变化少一些，这些理论与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医生非常喜爱对起因和后果进行推论、以及医生一病人关系的潜在价值（既是对“精神”疾病而言，也是对“身体”疾病而言）有关。治疗学不可避免地有“身心”成份，恰当地使用它，即使对疾病（disease——病人身上的客观过程）没有帮助，也可有助于病患（ illness——病人的*主观感受）。非专业的医生、女巫、牧师和民间医生在治疗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基本上还没有被考察过。 历史上治疗学的连续性可见于*希波克拉底学派（Hippocratics ,公元前五一四世纪），该学派的药物和手法（但不是理论）与埃及医学中巫术—宗教有不少相同之处。希氏疗法的主旨是运用对抗疗法，认为疾病是*体液失调，医生的任务是用药物、放血、*饮食、按摩、锻炼等方法来恢复体液平衡。药物和食物与体液有同样的性质（热、干燥等等），整个人体是四种基本*元素的混合体，热性、干性的药物可以对抗冷性、湿性的疾病。催吐药、泻药、发汗药（使人出汗）或放血可以除去过量或病态的体液。他们视自己为*自然的信徒，认为身体本身试图恢复平衡〔参看*自然治愈力（* healing power ofNature ）〕，例如创伤*愈合〔参看*烧煮作用（* coction ）〕、*发热骤退等等。他们的药物大多是植物性的，提取自约250种植物。在第奥斯科里德（Dioscorides ,活跃时期公元50—70）的《药物学》 （ De Materia Medica）中，植物数目扩充到600种左右（还有80种动物和50种矿物），该书取材于当时所有的药典（药物名录）。第奥斯科里德的著作被广泛传抄、印刷、增补和注释，直到十七世纪〔参看*本草（* herbal ）〕。 盖伦（Galen, 129—约200 ）巩固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但他在《治疗方法》（ Methodus Me-dendi）一书中强调的是药物而不是饮食。不幸的是他武断地判定药物的特性，把各种不同的有效物质混合为一剂（复方药剂），直到马让迪（Francois Magendie，1783—1855）才彻底改变了这种作法〔参看*药理学（* pharmacology）〕。有一种特殊的复方药剂——“万灵药”，被说成是能对抗所有的蛇咬伤，另有一种掺入少量毒剂的药物，被认为能有效地对抗一切毒物。这是许多所谓万灵药当中的两个实例。 中世纪的治疗学在配药和放血疗法上颇有创新，精神上是追随*盖伦而不是希波克拉底，它所说的成功是浮夸的，没有加以鉴别的。阿拉伯人补充了一些新药，炼金术给治疗方法染上了黄金的色彩。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由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1493—1541）向传统体系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用化学药剂（经常是矿物）取代了以植物药为主的药典，并且用治疗各个疾病的观念〔参看*疾病分类学 （ * nosology ）〕取代了*治疗个别病人的症状的观念，有时是使用特效药。他的追随者直到十七世纪中叶都在同传统拥护者辩论化学药物的价值。*探险活动用来自亚洲、非洲和新大陆的药物扩充了药典，例如愈疮木属木材〔参看*梅毒（* syphilis ）〕、半边莲属、箭毒和十七世纪传入的金鸡纳树皮 〔参看*疟疾（* malaria ）〕和吐根制剂。象以往一样，所宣扬的成就经常超越了现实情况，莫里哀 （Molière, 1622—1673）就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古典“治疗学”的统治仍留下了它的痕迹：法国皇帝路易十三（Louis XⅢ,1610—1643）曾在一年内放血47次，灌肠212次，服泻药215次。“粪剂治疗法” （利用人和动物的粪便）持续下来，受到传统的崇敬。西登纳姆 （Thomas Sydenham, 1624—1689）看重骑马，改进了天花的治疗，并推广使用金鸡纳霜（金鸡纳树皮）治疗间歇*发热，然而还要反复地大量放血。在十八世纪，由于盖伦学说的衰落以及希波克拉底学说的影响，使人们更加关心饮食、水和沐浴，这在霍夫曼（ FriedrichHoffmann, 1660—1742 ）那里特别明显。矿泉疗养象保健和社会娱乐场那样大众化了。痛风是常见病，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常用秋水仙碱治疗；林德（James Lind, 1716—1794） （1747年）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了柠檬类水果对坏血病的疗效，这是自伍德尔（John Woodall, 1556—1643）起不断有人介绍的一种疾病。 一个带有多种病例报告（包括失败的例子）的、日益严格探讨的治疗学出现了，它往往同在治疗发热中对刺激剂（不是放血）的重视联系在一起。卡伦（William Cullen ,1710—1790 ）强调虚弱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特征；布朗（John Brown,1735—1788）〔参看*布朗学说 （* Brunonianism ）〕进而在“虚弱”疾病中普及了“刺激剂”，如鸦片和酒精。拉什（Benjamin Rush ,1746—1813 ）继续进行大量放血的冒险。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1741—1799 ）关于毛地黄属植物对于水肿的特殊价值的精心研究被曲解了，所以此后医生们把它用于许多情况。 十九世纪法国医生们对传统疗法的功效产生了怀疑，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诊断上。科维萨特（J．Ncorvisart, 1755—1821 ）、贝勒 （G. L. Beyle, 1774—1816）等人的“治疗怀疑论”，由路易 （Pierre Louis, 1787—1872）证明放血疗法无效作了补充。“给些令人怀疑的东西，还不如什么也不给” 〔昂德拉尔（Gabriel Andral , 1797—1876） 〕，这一禁令被迪特尔 （ Joseph Dietl，1804—1878）的“治疗的虚无主义”采纳了，只有*医院的一些名流才可能持这种看的最佳方案使用上述药物和手法。有些人转向相反的方法，象哈恩曼 （Samuel Hahnemann,1755— 1843）的*顺势疗法，它否定以前的治疗学所依据的对抗疗法。自我投药法很常见了，特别是在美国，汤姆逊 （Samuel Thomson, 1769—1843）对于半边莲（一种催吐剂）的疗效的赞美吸引了许多追随者。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实验医学把一些走在*药理学、*化学疗法和*免疫学前面的看法变成了现实，*抗毒素、*维生素、*激素、*X射线疗法和*抗生素的发现也是其成果。再加上心理疗法和外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的威力大大增强了。可是，要对“安慰剂的效果” （即那些不能用药物或手法的直接作用来解释的效果）作出治疗学上的评价仍有困难。“安慰剂”是十八世纪的创造（“我将使你满意”），海加斯（John Haygarth , 1740 —1827）在“催眠”治疗时出示的一些着了色的木片就象磁铁一样，可以收到立杆见影之效〔参看*催眠术（* hypnotism ）〕。令人失望的副作用（如医生引起的“医源性”失调）普遍存在。二十世纪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万应药”，诸如类固醇、抗生素、镇静剂，以及最近的干扰素：它们真正有效，却也造成了它们自己的问题。已经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替代的疗法（包括针刺、草药学说、器官食物和“整体”医学）逐渐普及。 还可参看元气（archeus ）、血清疗法（ serum therapy ） 参考文献E．H. Ackerknecht，Therapeutics from the Primitives to the 20th century （ New York, 1973）M．Vogel ahd C.E. Rosenberg （eds）,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Phi- ladelphia, 1979）． WFB著 顾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