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
亦称“戒学”。佛教“三学”之一。又指研习和修持诸部律藏的学问。历代《高僧传》均有“明律”科，即记其事。《高僧传·律论》谓，律分五部，“依之修学，并能得道”。《续高僧传》卷二一记昙瑗，“律学更新，上闻天听”。《法超传》中记梁武帝，“以超律学之秀，敕为都邑僧正”。戒律约在三国时传入中国。东晋道安制“僧尼轨范”，创律学之始。迄于南北朝，律藏五部大都译介进来，而以《十诵律》最为风行。《十诵律》为说一切有部律，其有关“三藏”结集的传说和律学的印度传承，即为中国佛教所接受。最早的传习者，有出于卑摩罗叉门下的慧猷，及出于鸠摩罗什门下的僧业、慧珣等。僧业号称“后世之优婆离”，有弟子僧璩，著《僧尼要事》，闻名于南朝齐、梁间。另有法颖者，历任宋、齐二朝僧正、僧主，撰《十诵戒本》等。其弟子中最杰出的是僧祐，有黑白门徒一万一千多人，编撰《出三藏记集》，首先介绍了印度律学的状况。又有智称，以钻研《十诵》，“开拓门户，更立科目”，而在齐梁间“号称命世”。其弟子法超，独步京邑，梁武帝敕其讲律。陈代继以《十诵》为律本，昙瑗最著名，曾受敕总知监全境科举僧律事，“通诲国僧”。于是《十诵律》遂成为南朝官定的佛教律法，亦即慧皎所谓“《十诵》一本，最盛东国”。《摩诃僧祇律》译于东晋末年，但南朝的研习者甚为冷落，其知名于宋、齐间的僧人有慧珣、道营、慧祐，知名于北方的僧人主要是灵藏。灵藏在周、隋之交，于“《僧祇》一部，世称冠冕”。《魏书·释老志》记《僧祇律》的翻译甚详，并特别说明，“为今沙门所受持”。据此，自北魏至北齐，或即以奉行《僧祇律》为主。唐道宣一再宣称，“关中素奉《僧祇》”，当不限于长安一地。《四分律》与《十诵律》大致同时译出，但最初“未广宣通”。有名道覆的律师，始创此部，而真正的奠基人是北朝的地论师慧光。据《续高僧传》本传，慧光原习《僧祇律》，自开释《十地经论》，始草创《四分》律学。北魏末年，在京洛任国僧都，后随东魏迁邺，转为国统，所造《四分律疏》，“后代引之为义节”；删定《羯磨戒本》，“被于法侣”，至唐仍“咸诵之”。其门徒极多，与地论学互相激扬，在此后的北朝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至隋不衰。其中洪遵，隋初敕为“五大德”之一，后又请为“讲律众主”，即为慧光的再传弟子。由于他在隋代对《四分律》的弘扬，致使《僧祇律》于唐初成为“绝唱”。与洪遵同门的道洪，有弟子智首，独步京辇三十余载，唐初召为弘福寺上座。再传弟子道宣，遂形成中国律宗的正统，所谓“南山律”，或“南山宗”。唐代律宗有三大家，另外两家是相部宗法砺和东塔宗怀素，也都属地论师慧光系统。至此，《四分》律学大体统一了各种异说。道宣说：“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续高僧传》卷二三《律论》）。武后时义净自印度回国，曾大力译介和弘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并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力纠当时所行某些律仪之非，但影响甚微。梁慧皎在其《高僧传·律论》中说：“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仪为先……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是故在三学中，戒为之首，“然后定、慧法门，以次修学”。此种观点，当为治律学僧的共识。他曾劝慧光学跋陀（即佛陀），说：“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源。”（《续高僧传·慧光传》）道宣提倡“三法相假，义刑圣量”，谓三学各有功能，不可偏废，而以“净戒”为治“倒”、销“业”之本（《续高僧传·律论》）。至《宋高僧传》论律，坚持这一律学传统：“毗尼防闲三业，三业皆净，六尘自祛；圣贤践行，何莫由斯道也！”然而义学之士，禅宗之徒，则别有见解，故南北朝之言“三学”者，即有“谬执之徒，互生异论”。其偏于律者，或自称“解及波离”，“行齐罗汉”，斥“数部（指习慧者）虚诞”；偏于数者，则“得意便行，曾莫拘碍，谓言地狱不烧智人，镬汤不煮般若”。道宣列举他那个时期的“迷学”者为四流，着重斥责“乐大乘者，志尚浮虚”，“见奉律者，轻为小乘，毁净戒者，重为大道”，以致“侮弄尊仪，斜眄经律“：另有“薄诵戒缘”者，“鱼睨云汉，爵跃僧伦，惟我律师，馀皆师律”（同上）。然而律学所宗，律师所习，确属“小乘”。道宣则为这一现象作过辩解。但自南北朝开始，大乘戒律也相继出现。大体可分三类：（1）《菩萨戒本》，后纳入《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中。按昙无谶译本，“菩萨戒”亦有“四波罗夷”，但内容与小乘律绝异，其衡量佛徒的持戒标准，重在思想动机，而不是犯戒的现象；在思想动机中，又把对“大乘”的态度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悔罪”的重要性。（2）《遗教经》和《梵网经》，前者天台宗判为“大乘律”，曾为律宗的先驱们所习；后者或疑为中国人编撰。后者卷下自称所说戒为“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出发，将授戒对象扩大为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黄门、婬男婬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以为“但解法师语者，尽受得戒”。又特别以“孝”名戒，用孝顺父母、师、僧“三宝”作为戒律纲要，吸取传统“五戒”和《菩萨戒本》的四重罪，加上“三归依”而构成“十波罗木叉”，使佛教戒律放宽到适应更广大的僧俗佛徒。然而又规定，如果信徒不学大乘经律，“反学邪见二乘、外道俗典、阿毗昙、杂论书记，是断佛性，障道因缘，非行菩萨道”，为“犯轻垢罪”。此戒特别在天台、华严二宗中通行。（3）《优婆塞戒经》，明确区分菩萨有“出家”和“在家”两类，此戒则专门为在家菩萨制定。它以“三归依”、行“十善”、受“五戒”、持“八关斋”为内容，为在家佛徒颇详尽地规定了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佛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这些戒律的理论基础，与佛性论截然不同。谓“一切众生无菩提性，如诸众生无人天性、师子虎狼狗犬等性”，而“以无量善业因缘故，发菩提心，名菩萨性”。据此引导人们后天努力行善去恶，而持戒则是最重要的一项。此外，《菩萨璎珞本业经》，亦是大乘戒类，其卷下谓：“若一切众生初入三藏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以此进一步扩大了佛徒的范围，即不一定受戒，只要信仰便是佛徒，称“信男信女”。中唐以后，禅宗大兴。为适应禅众的生活方式和禅思想之演变，大小乘戒律都被放在重新审视的范围。他们提倡“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破除一切所立，反对依止“事相”，轻蔑威仪，不受“宪章”。怀海乃制《禅门规式》，逐渐为丛林共同奉行，至元代乃敕修为《百丈清规》，形成另一类律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