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

关于货币本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职能发生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货币理论早在资本主义以前就产生了，但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才得到发展，这时商品货币关系扩展到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理论主要涉及关于货币本质及其价值问题，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利用信用货币因素影响经济行情的问题。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资产阶级文献中的是货币理论的两个流派——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货币金属论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它是以反对伪造货币和制造不足值硬币的面貌出现的。这一理论的拥护者是一些重商主义者，他们把贵金属看作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货币金属论者的主要错误在于把货币和贵金属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贵金属天然就是货币。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各种流通工具的出现，货币金属论对资产阶级说来失去了自己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思想重新出现在一些新货币金属论者的著作中，他们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尽管在国家垄断关系发展的现阶段既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条件。货币名目论否认货币的商品性，把货币看作一种象征，一种假定的符号。中世纪，封建主利用货币名目论为不足值的硬币辩解，而在资本主义关系建立之后，货币名目论则成为以信用货币（表现为银行券和寄存帐户资金）取代足值的金属货币的依据。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克纳普和边迪克森积极鼓吹这种观点，反映了与“金元帝国”英国进行斗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提出了所谓国家货币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货币被看作是国家政权和法律关系的产物。随着国家垄断调节的发展，货币名目论在资产阶级文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它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量发行不足值纸币的理论根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名目论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无视货币的商品性，把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和价格标准相混淆，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绝对化。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十八——十九世纪）条件下还盛行一种“影子价格”观点，货币数量论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个理论认为，流通中支付手段数量的变化，对商品价格水平产生直接的、成正比的影响。货币关系似乎是现实（物质）过程的“影象”，对经济发展进程不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新古典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进行内部协调，它具有根据竞争机制和价格动态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帝国主义时期出现过几种货币数量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货币主义理论，它认为，货币因素是经营积极性和国民收入发生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参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在现代资产阶级文献中，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灵活偏好”理论是货币数量论独具特色的竞争者（参见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用需求落后于储蓄来解释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发生困难的根源是经营者过分的货币积累和过度的“灵活偏好”。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货币数量的变化通常不影响价格水平，而影响利率。银行系统通过调节货币发行，就可以把市场利率确定在能够促进实际投资的水平上。凯恩斯提出的货币作用的总图式是表面的，不科学的。他无视借贷资本的存在，把利率与流通手段的动态直线联系起来，把资本主义经济困难归结为周转中的货币不足。其实，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货币的出现只不过在形式上造成了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这个危机反映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企图借助凯恩斯主义药方（靠扩大债务实行庞大的国家预算支出，扩大信用，保持低利率等等）来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力，导致了通货膨胀过程的加速发展，却没有消除经济困难，也没有消灭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