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货币

虽然以货物形态出现的货币起源于文明最初阶段的社会劳动分工，但作为一种商品的货币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我们可以将“商品货币”定义为：从大量商品中分离出来以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一种特殊商品；以这一资格，它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我们将依次考察货币的这些不同属性。 货币分析的主要困难“不在于理解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在于发现一种商品是怎么样、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变成货币的”（马克思（Marx), 1867年，第95页）。古典经济学家揭示了：物品通过交换过程转变为商品，从而既获得“使用价值”，又获得“交换价值”。而且，商品交换不是在原来的社区内进行，而是始于同其他社区发生联系的时候。物物交换的结果，某些物品被较快地固定为商品，从而变成最初的货币（摩根(Morgan),1965年）。在某些社区，贝壳和家畜适用于这一目的；然而，由于贵重金属具有耐磨性、同一性和可分割性，多被选作为货币。 从人类学以至精神分析学观点（例如弗罗伊德(Freud), 1959年，第2卷与第3卷）分析金属货币的性质与起源的著述已有很多。在经济学家中间，货币纯粹是作为克服物物交换限制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物物交换的不便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某些更便于实现交换的手段，就业分工就几乎不可能推进到任何重要的程度”（穆勒（Mill), 1848年，第299页；还可参阅斯密（Smith), 1776年，第17～22页）；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即这些限制或“不便”本身就起源于作为经济学范畴的交换价值的演变，从而也起源于个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变（马克思［1859年］1970年，第50～51页）。实际上，仅有一种商品能够胜任货币即一般商品的作用；在企图运用金银复本位制被证明不可行以后，黄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货币商品（费沃耶尔（Feaveryear),1931年） 价值尺度 在商品生产局限于局部地区并相应受到限制的时期，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被视为一国财富的惟一体现；这一学说以“重商主义”著称。它受到了“政治经济学奠基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的挑战。配第扩展了财富的概念，以反映出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一般化商品生产的出现。他把不同质商品的交换价值抽象为一种社会劳动的共同标准，从而像其他商品一样，以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货币的价值（配第，1963年，第1卷，第43～44页）。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首先是一种“生产商品”：“规定原料和制成品价值的同样一般原则也适用于各种金属；它们的价值取决于……获得这种金属并将它出售的必要劳动总量”（李嘉图（Ricardo ［ 1821年］1951年，第1卷，第85 ～86页；还可参阅马克思，1867年，第97页）。这一学说将货币的职能清楚地确定为“一切商品价值的统一尺度和准则”（配第，1963年，第1卷，第183页），并作为表示各种商品价格的标准。 后来的经济学家揭示出：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把商品价值转变为价格，转变为其价值具有潜在可变性的、想象中的黄金量；而作为价格标准，它按照不变的重量衡量那些黄金量：“任何作为价值尺度的东西，其优点在于完全不依赖于其自身价值的可变性”（贝利（Bai-ley), 1837年，第10页）。由于磨损、断裂和降低成色，在铸币的面值与其内在价值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差异，这导致通过法律规定这种标准，并最终导致代用货币或“信用”货币的产生（费沃耶尔，1931年）。 交换媒介 由于货币以一定的价值进入流通，而各种商品具有一定的价格，因而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需要量就取决于货币价值量。这就是“古典流通法则”，它也是古典货币思想的主要特征（配第，1964年，第1卷，第36页；斯密,1776年，第332～333页；李嘉图［1821年］1951年，第1卷，第352页，1923年，第158页；马克思，1867年，第123～124页）。它隐含了用代用货币替代流通中所有贵重金属的可能性——只需提供这样的代用货币，即其发行量应相当于金属货币所代表的货币量:“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组成时，它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但它必须由同黄金所代表的同等价值的纸币所组成”（李嘉图［1821年］1951年，第1卷，第361页；还可参阅斯密，1776年，第227页；马克思，1867年，第128页）。 然而，长期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持相反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商品货币可能被象征物所替代的事实表明，货币本身就只是一种象征。这种印象被16世纪和17世纪的价格革命的经验所肯定。从美洲金矿开采的贵金属数量的增长没有相应增加财富，而只是意味着每一货币计量单位的贬值。货币由此被视为没有内在价值；它在交换过程中代表商品，仅仅充当价值标准（休谟(Hume), 1752年，第33页）；但价格革命缘于金银生产成本下降的事实有利于证明古典的观点（内夫（Nef), 1941年；乌思怀特（Outhwaite), 1969年；维拉尔（Vilar), 1976年）。 正如熊彼特（Schumpeter）所指出的：货币数量论“实质上等于把货币不当作商品，而视为一种购买商品的证书”(1954年，第313页）。虽然金银没有价值，从而当它们进入流通时也不是真正的商品，但是一旦进入流通，它们就获得了一种“虚构的价值”，其价值量由供求状况来决定（熊彼特，1954年，第48页；范德森特(Vanderlint), 1734年，第2～3页）。因此，不是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价值，而是货币价值与商品价格由它们的相对数量共同决定。 支付手段 交换过程中买与卖的分离产生了信用，产生了货币进一步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康替龙(Cantillon), 1755年，第141页；桑顿（Thornton), 1802年，第76页和第92页）。由于代用货币纯粹代表商品货币，信用工具就成了最终必须被满足的要求权。轧平要求权的特殊制度的产生——如古代里昂的预算调剂制度，节省了支付手段，只留下了要支付的惟一差额（康替龙（1755年）1931年，第311～313页；波斯坦(Postan),1928年）；而现代信用制度则把金银限制在中央储备基金内，允许用国［国家发行的信用货币去处理各种交易和满足支付要求（费沃耶尔， 1931年）。 由信用所推动的日益增加的支付网络，方面把货币周转率提高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大多数交易不再需要货币出场；另方面，又使工业危机形成了采取某种更具爆炸性的货币形式的倾向： “每个人都抱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不仅他自己的好光景将持续不断，而且他周围的邻居的好光景也将持续不断，以致毫无限制的信用频繁地被用于支撑毫无价值的计划。价值属性的每一方面都被夸大，直到最后，由于价格的非正常上升而使交易发生变化，金银被输送到国外，接踵而来的是恐慌和泡沫崩溃，资本萎缩，从而使货币市场暂时从它先前受到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竞争被削弱，市场利率恢复到它开始下降时的水平（富拉顿（Fullarton), 1844年，第163～164页）。 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观察到的，在危机的前夜，货币被宣告是“虚幻的想象”：只有商品才是货币尔后，当随之而来的大恐慌横扫市场时，“到处都在叫喊：只有货币才是商品”(1867年，第138页）。在金本位条件下，这成了人们所熟悉的危机模式 尽管法律上的可兑换性已被取消很久，但至少在布雷顿森林协定正式废弃前，经济上的可兑换性一直是战后货币政策的一个明确目标 即使现在，非货币化的黄金依然是国家银行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币值的一个主要指标和一种国际支付手段。社会仍然顽固地坚持其“野蛮的遗风”。 罗伊·格林（Roy Green)著 储敏伟 译 董德 王国强 吴有昌校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