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思想

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邓小平哲学思想以实事求是为中心，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为了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非常宝贵的思想，但是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批判“两个凡是”，破除个人崇拜。 “两个凡是”思想一提出，邓小平就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所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因为： 第一，“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所以，不论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与不对，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像毛泽东那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上书，第38—39页） 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照搬，不能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搞“两个凡是”。“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同上书，第38页）在这里，邓小平坚持了真理的具体性原则，强调对于任何真理都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条件下去加以理解，如果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真理就必定转化为谬误。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无论就总体来说还是就某一领域来说，其中各个观点、原理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不能抓住一两句话断章取义，任意加以割裂和歪曲。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37页）1977年他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全党、全军、全国的工作，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同上书，第42—43页） 第四，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毛泽东思想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同上书，第119页）“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同上书，第143页） （二）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引发了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坚定地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4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时，又一次强调，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上书，第191页）这就从哲学上和政治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反对实践标准观点的实质。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说，这场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同上书，第143页） （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全面阐述和发挥。 第一，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正是以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进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掌握它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把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他的全部科学著作中，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科学思想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邓小平深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他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尽管毛泽东在晚年一段时间里抛开了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但是，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还是他为我们确立的，而且在他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在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它的基础和精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于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了这一思想，并针对“两个凡是”、思想僵化等错误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1979年7月29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根据这个思想，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7页）这个概括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第一次明确地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成果的概括，也是对克服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历史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它以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为全党所接受，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全党贯彻执行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增强反对错误倾向的能力，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 279页）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不能对立起来。 第四，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和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邓小平从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他说：“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些论断的正确性。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我们才不断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才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最根本的还是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反对一切割裂这个结合的右的和“左”的错误。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逐步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任务。 （一）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认为坚持那一套东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违背了那一套东西，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对此，毛泽东早有察觉。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错误，他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却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个任务。他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同上书，第292页）他联系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 164页）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概念，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 页）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我国、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现出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实践中“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页）这个基本结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它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是在具体问题上，而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即社会主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关系上，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更新，使人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有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对国情的认识，一是我国社会的性质，二是这个性质的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清楚的，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第二个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不那么清楚的。不仅我国，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清楚的。总的说，都是估计过高。因此，制定的方针政策有许多是超阶段的。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在他主持下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这种落后国情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用语。随后，中共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这一论断作了初步阐述。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上书，第252 页）中共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根据，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必然性、基本特征、历史地位、根本任务以及在这个阶段我们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个设计事先报告了邓小平，他批示道：“这个设计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7页，注释）十三大闭幕后，邓小平在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谈话时说：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上书，第258页） 邓小平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基本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为反对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想，如在调整生产关系上追求公有制纯而又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等等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勇于探索和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尊重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处处体现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他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同上书，第382页）也就是说，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坚持不应当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当采取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其所以不能采取本本主义态度，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根本方法、根本原则，但是没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同上书，第260页）“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同上书，第258—259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没有穷尽真理，实践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我们一定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过去的书本上没有讲过“农村包围城市”，没有讲过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讲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讲过办经济特区，没有讲过“一国两制”，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作出的科学决策。 第三，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许多正确结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的真理性是相对的，不能无条件地照搬。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小生产，把它搬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完全不正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在革命时期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不正确的。所以，书本上的具体结论是否有普遍意义，有多大的普遍意义，都要作具体分析，并且经过实践来加以验证，简单照搬就会弄得牛头不对马嘴。 第四，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存在商品和货币，但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曾经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例如禁止私人贸易，限制货币流通，实行余粮收集制等等，搞了一段时间，证明不行，1921年列宁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所以，本本上的话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认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 如列宁所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有一种实践的勇气，创造的勇气，敢冒风险的勇气。“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总之，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统一思想，这是《邓小平文选》中所体现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2.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贯穿邓小平著作中的又一个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例如，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他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在谈到改革为什么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的时候，他说：“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同上书，第113页）在谈到我们的事业为什么一定会取得胜利时，他指出：“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同上书，第142页）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无限关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他提出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始终无往而不胜。 邓小平十分重视总结、概括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反复强调，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例如，在谈到农村改革的时候，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同上书，第382页）在谈到办经济特区时，他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同上书，第239页）正是这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科学态度，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始终保持其蓬勃的生机和创造活力。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所说，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页） 三、坚持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破除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所谓不完全清醒，主要表现在我们过去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往往只讲它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而对于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特征重视不够，在“文革”当中甚至把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当作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提出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荒谬观点。邓小平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条件下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回答。 （一）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列宁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破天荒地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因此，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页）离开生产力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邓小平指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针对所谓“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这段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保证。“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八大”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这一论断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对于动员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态，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很快就被错误的认识否定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对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改变了他原来赞同的“八大”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以至长期以来把阶级斗争当作中心任务，没有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论断，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它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85—786页）中共十三大报告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发挥，指出：“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2页）这样，就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为依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了明确的质的规定。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下册，第211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经济和科技的破坏，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邓小平复出，立即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论点，并展开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观点。1988年他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这个论断，继承了马克思，又发展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概括，是从当代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及其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邓小平特别强调：“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上书，第279页） （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常常遇到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遇事先问姓“社”姓“资”。对此，邓小平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那么，检验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检验各项工作的得失成败，当然主要应当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3、 58页）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又一次批判了离开生产力标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说到底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无法增强综合国力，无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总之，要破除从观念出发的抽象的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势，树立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创新、开拓前进。 四、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没有辩证法的观点，不可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邓小平专门论述辩证法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深得辩证法的真谛，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贯穿了活生生的辩证法，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一）两点论与重点论。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个实质和核心，用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处处体现了在对立面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想，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片面性。 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把它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来加以认识，要发现它的两个方面，而不能仅仅看到它的一个方面。例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强调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谓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就是要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也不能因为肯定他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就讳言他晚年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邓小平还有一句名言，叫“两手抓”。这是在改造世界上的两点论。他主持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体现了这个两点论。他强调，搞现代化建设，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这两个基本点的统一，又体现在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上：“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同上书，第404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 314页）并且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 邓小平的两点论从来是与重点论相统一的两点论。在谈到“一国两制”的时候，他指出：“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同上书，第59、 103页）这样，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客观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众多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要正确认识和解决矛盾，必须着眼于矛盾系统，即着眼于矛盾的总体、全局，其中特别应当抓住对全局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同时恰当地处理各种次要矛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同上书，第182页）对于阶级斗争问题，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认清，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抓阶级斗争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决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在历史上，我们有过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地对待某些国际国内事件而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尽管国际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风浪，国内也不是风平浪静，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89年平息国内动乱之后，他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 页）苏东事变发生之后，他又提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同上书，第321页）总之，不管风云如何变化，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动摇。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起了拨正航向的作用，那么，在1989年以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他又起了防止转向的作用。 此外，邓小平在“基本矛盾和改革”、“内因外因与对外开放”、“波浪式的发展”等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