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哲学
朝鲜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据《檀君神话》:天神桓因之子桓雄,率众三千,下凡到太白山神檀树下,命掌管风、雨、云、农、生命、善恶的神,操待人间360多种事,治理天下。桓雄与熊女结合生男,他便是古朝鲜的第一位君王檀君。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建立古朝鲜。这是一种神话,但反映天神崇拜是朝鲜固有的文化传统。 1.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哲学思想。 班固的《汉书》称东夷为“仁义之国”,可见儒学的影响深远。但儒学何时传入朝鲜无文字可考。许多学者认为,公元一世纪前后随汉学传入朝鲜,这是可信的。因此四世纪儒学在三国时期已有相当的普及。 据史书,高句丽有中央的太学与地方的私学局堂。372年立太学,“书籍有王经”、三史;在百济,375年高兴得博士,此后儒学博士王仁把《千字文》和《论语》传到日本;新罗在503年按儒学方式改国号和年号。 佛教传入朝鲜比儒学晚一些。高句丽:372年中国前秦王符坚派顺道送佛像和佛经;374年僧人阿道到高句丽,375年建肖门寺和伊弗兰寺,顺道、阿道在此布教,僧朗建立三论宗基础。百济:384年东晋胡僧摩罗难陀到,翌年佛寺谦益曾赴印度学律部,翻译律部72卷。百济律部传日本,使日本律部兴起。道藏东渡日本,成为日本成实宗鼻祖。新罗:5世纪传入,527年得到朝廷的认可,法兴王下达杀生禁令。新罗涌现大批学僧,义湘来唐学佛法,成为玄奘弟子;元晓撰80余部论述,为建立统一的佛教做出了贡献。统一新罗时期,迎来了朝鲜佛教兴盛期,涌现大批高僧。圆测曾任唐朝西明寺大德,参加《华严经》等经书的翻译,以研究因明(逻辑学)著称。元晓著佛教理论书籍一百余部二百四十余卷,深入探讨了“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创立海东宗。义湘始创海东严宗,培养了大批学僧,探讨“一”与“一切”的关系。 按史书记载,在朝鲜先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后传来道教。百济近肖古王(346—375年),命太子还击高句丽入侵后,将继续追击时将军莫古解劝说:“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周书》记载,“百济寺塔多,而无道士。”《三国遗书》(宝藏奉志)中记载,高句丽在624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643年渊盖苏文奏曰:“鼎有三足,国有三教。臣见国中,唯有儒释无道教,故国危矣。王然之,奏唐请之,太宗遣叔达等道士八人,王喜以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说明高句丽曾置道教于儒、佛之上。 如果说儒、道、佛在北方的高句丽还有明显的对立,那么在南方的新罗就比较和谐,集中体现在风流思想。新罗著名儒学者崔致远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冠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三国与新罗统一时期的儒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入三国时期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儒学的经典有:《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从高句丽看,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政治思想的影响较多,尤其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君权神授。高句丽把王位的继承看成“天之历权”,强调“畏天忧民”;新罗讲“顺天吊民”,记载许多“神雀集”、“黑蛙斗”、“白狐出”等怪异现象,认为这是“天不能谆谆其言,故示以妖怪者”。讲“仁”处虽多,但都与政治连结在一起。如高句丽王孙“仁慈爱人,可以嗣祖业”,王弟子亲“宜以忠义存心,礼让克己,上同王德,下德民心”。新罗“其君仁,而爱民,其臣忠以事国”。 第二,儒学主要在官方的倡导下发展。高句丽官方设太学教育子弟;“百济王遣阿直岐”去日本送《孝经》、《论语》;新罗“李悌有异行者,赐职一级”。三国都是“王遣子弟”赴唐人国学。由于官方的倡导,培养出大量的儒学者。七世纪有金大问、薛聪、强首等,九世纪有了大儒崔致远。 第三,朝鲜儒学在发展的初期就与佛、道对立。孔子创立儒学是公元前五世纪,那时中国还没有佛、道教。佛教是公元67年从印度传入中国,道教是公元142年在中国建立的,其间大约有四五百年时间,不是在与佛、道对立中发展的。在朝鲜,儒学的传入虽比佛、道教的传入早一些,但都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因而儒、佛、道的对立更为明显。因此出现改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的现象。这给朝鲜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 2.高丽时期的哲学。 高丽时期是朝鲜佛教全盛时期。太祖时定佛教为国教,举办燃灯会、八关会等活动,设僧科给僧侣以贵族待遇。在国都开城建法王寺、王轮寺等十大寺院,刊行八万大藏经。当时宗派有五教、二宗、十一派。五教有:华严、慈恩、中神、搃南、始兴;二宗有曹溪宗、天台宗。著名佛学者有:均如、谛观、义天、知讷、慧谌等。均如(923—973年)为高丽初华严宗的思想代表,他认为“一切法无罪一心,故大小等相随回转。”以“一心”为基础提出差异的“融合”思想。义天(1055—1101年)与知讷(1158—1210年)是高丽佛教的双璧。义天为高丽天台宗的创始人。他曾来宋朝拜见中国著名法师,为中朝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归国后,任朝鲜最大寺院兴王寺第一代主持,致力于佛教经书的收集整理,刊行《高丽续藏经》。他继承天台宗创始人智■的思想,主张“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以天台宗为主实现“教禅合一”统一“五教”。知讷是高丽禅宗的思想代表,朝鲜曹溪宗的创始人。他的禅学思想的核心是真心说,认为“真心”是宇宙之本体。真心人人具有、人人皆可成佛,提出直观的顿悟修养方法。慧谌(1177—1234年)为朝鲜曹溪宗第二祖,继承知讷的禅学思想,提出“无心、无事”的范畴,发展了其泛神论思想。 高丽时期以佛教思想为经治理念,但政治制度上还有许多原始儒家的思想影响。如在太祖的《训要十条》的序言中,提到天命、禅让、善天下等内容。随着佛教思想走向全盛时期,抑佛扬儒思想也开始显现。朝鲜哲学思想史上,最早主张排佛论的思想家是崔承老(927—989年)。他说:“三教各有所业,百行之者,不可混而为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生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这虽停留在抑佛扬儒的程度,但对后来的排佛论和无神论的发展,给予深刻影响。李奎报(1168—1241年)以元气说深刻地批判了佛教思想。他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始源,说:“元气肇判,上为天,下为地,人在其中,曰‘三才’。”他认为来世天堂的仙境,只不过是清净无尘之地,不值得羡慕。他尊重农民,《新谷行》诗中曰: “一粒一粒安可轻, 系人生死与富贵; 我敬农夫如敬佛, 佛唯难活已饥人。” 高丽时期儒学的复兴是由私学开始的。崔冲(984—1068年)私立“九斋学堂”,培养人才,被称为“海东孔子”。九斋有: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从中可以看出,教学内容除五经之外,还有《大学》、《中庸》等,培养高徒12名,对儒学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高丽朝992年设国子监,培养出较高水平的儒学者。儒学在朝鲜的振兴,是高丽末13世纪朱子学的传入。安珦(1243—1306年)是朝鲜最早引进朱子学的人。1290年,他在元都大都,“始得新刊朱子书,潜心笃学,知其为孔孟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其真像而归。”白颐正(1260—1340年)在元都大都学程朱理学十余年,归国普及于高丽学界。禹倬(1263—1342年)精通经史.对易学造诣深,以易学为中心接近程朱理学。李济贤(1287—1367年)来元朝,与姚燧、阎复等名儒交往,重视程朱的“敬以直内”,强调“新民之理”,排斥佛教,提倡程朱的“实学”。 高丽末期,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