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

首先，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在所有的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

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此外，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人类忽视的优点，而恰恰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蚂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还比如蚂蚁所具有的期待情怀：整个冬天蚂蚁都憧憬着夏天。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在阳光下活动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此外还有蚂蚁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

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的强者”：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岁～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这些特点，都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综合蚂蚁和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特点，学者廉思将这个群体定名为“蚁族”，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

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研究调查显示，每个城市的蚁族聚居的人群数量都相当惊人。与就业、教育相比，该人群的性危机凸显。作为80～90后，他们处于性活跃期，然而，蚁族婚姻状况与同居状况对比。未婚的人数占到被调查总体的93%，结婚的为7%，与异性同居的只有23%，这比农民工性危机还令人忧虑。

“‘蚁族’的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93%未婚人群中有恋人的人占51%，其中的23%的人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只有33%的人在最近一个月内有过性生活。就全国成年人而言，平均性生活频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然而该群体的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对比之下，‘蚁族’在性需求方面难以得到满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如：自慰）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社会问题。”

生活条件差

缺乏社会保障

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

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

与现实生活中“蚁族”的庞大数量想比，在社会关注度上，“蚁族”却是一个极少为人所知的群体。现在社会上经常出现的是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为主题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而有关“蚁族”的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都寥寥无几。在外来流动人口成为新闻媒体和文学作品（特别是打工文学）关注的主题，同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和焦点时，“蚁族”却埋没于“青年农民工”、“流动人口”、“校漂族”等字眼之下，他们既没有纳入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很少出现在学者、新闻记者的视野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被漠视和淡忘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同情的群体。“蚁族”在主流话语中的缺失，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重要。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蚁族”的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因此，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日益显现的“蚁族”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蚁族”群体的出现，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

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蚁族”现象似乎在为大学生毕业后的状态敲响警钟，高校和有关教育部门在就业问题上不能只关注数字，更应该看到数字下面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况和他们渴望教育体制改变的无力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