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

结构政策的最重要任务是内化外部效应：生产或消费某些产品会给第三者带来利或弊，但是，如果没有将此纳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市场关系和价格形成之中（“外部效应”），那么市场信号就会发生扭曲。在形成积极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生产会滞后于最佳的国民经济规模，在形成消极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生产便会超越最佳的国民经济规模。因此，“内化”的目标是让决策者了解全部的成本和效用，使他们根据正确的短缺信号作出决策。 消极的外部效应主要形成于对自然环境的滥用（不考虑其短缺性）过程之中。因此，从经济上评估环境的各种短缺性——通过限制利用环境的数量，通过提高利用环境的价格——就是环境保护政策的任务。结构政策和外部效应 地区发展中也会出现积极和消极外部效应。消极外部效应是高密度人口地区负担过度（“附聚作用的危害”）的结果。屈从政府提出的要求，用政府资助（其资金来源于公众）来补偿较高的生产成本和生活品价格，这是无效率的，在伦理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地区，积极的外部效应则相对活跃些。谁来这里投资，谁就为后来的投资开辟了道路。因此，为了自发地启动地区经济，完全有理由以补贴的方式来吸引最先落户的投资者。在联邦德国新建各州，这就是除了弥补基础设施不足之外，政府还为私人投资提供资助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理由。 只有当上级政府的资助（如财政补贴）严格遵循了协同自救的原则，基于自身基础之上的地区发展才有可能。这种为实践所证明的认识同伦理学所阐述的、建立在援助原则之上的共同救助的局限性是完全一致的。结构政策的作用范围 除了给予地区帮助外，帮助部门进行适变也是结构政策的中心任务。虽说持续的部门生产供给不足或生产供给过剩并不常见，因为生产供给不足会造成价格上涨，生产供给过剩则会导致价格下降，而供给竞争通常会有助于迅速消除错误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政策干预照常进行不误，以便影响适变的速度和减少消极的社会影响。 在50年代初，联邦德国曾出现了生产供给不足的现象，因为当时的原料生产（主要是煤炭开采）不能满足需求。主要原因是对这些产品的价格没有进行政策干预，以致刺激了需求和抑制了供给的扩大。这不仅引起了经济的明显错误发展，而且使人被这些生产部门中表面上的需求过剩所迷惑，积极着手迎接持续繁荣的到来。这一实例典型地说明，经济假象对人们生活基础的影响有多大。 值得一提的是，始终处于供给不足的是住房市场。只要因战争破坏和难民涌入造成的住房不足的现象继续存在，那么显然有理由提供巨额的住房建设资助和租户保障。然而，随着住房供给的正常化，住房建设资助照理应该降为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而住房租赁也有可能实行自由协商。但一切仍显得太过分。政府继续提供广泛的资助，对住房租金实行控制，以及所推行的其他干预，这一切大大抑制了市场力量的刺激和均衡作用，从而导致住房市场上的供求失衡。这些做法从社会角度来看也是消极的。也就是说，许多廉价住房的租户，其经济状况绝不差于那些被迫租住高价租赁房的家庭。 对于消除生产供给过剩，联邦德国至今尚没有动用过经济政策手段——这与日本或韩国不同，日本和韩国是由国家来推动落后生产的淘汰。而在联邦德国，则大多是靠或强或弱地控制适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