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组织

无人明确否认官僚机构是等级结构。换言之，人人都认可，官僚机构是由等级森严的不同等级组成的，这个等级结构的下层是其上层的 正式“下属”。在受根据等级决定的“控制范围”之限制的监督是官僚机构之基本行为的模式中，这一组织的特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贝克曼（Beck-mann）,1983〕。然而，在监督不是推动力量的官僚机构模式中，组织的等级特征就被心照不宣地忽略 了。为了能够诊断这一忽略，人们应当注意，用于使同一等级层面的上下级关系理性化的模式，应当适用于该等级制度的所有其他等级，不然就应当提供可供选择的机制。 为了说明这一点，看看威廉·尼斯卡伦（1971）的官僚机构理论。该理论称，由于拥有更好的信息，政府的（下级）官僚通过使用各种计谋，可以迫使政治家（其上级）批准他们（政治家）被适当地告知之后想要批准的预算更大的预算。如果这种上下级关系模式不适用于（例如）高级的和低级的下级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不提供供选择的机制，这一理论暗含的官僚机构就只有两级，在根本上不是等级制的官僚机构。排除官僚机构的等级制特征并非没有后果。假设某官僚机构是多级的，并且在该等级制结构中，所有级别的下属都采用比他们级别高的下属对待政治家时采用的计谋同样的计谋。那么，除非所有级别的下属都互相串通，政治家知道自己被蒙骗的可能性就会较大。应当假定，政治家会根据这种认识行事；并且，如果他们这样做，尼斯卡伦之政府预算太庞大的结论就站不住脚。 官僚机构的等级制特征源于其正式结构（见下文）。这一结构的要素是可辨认的权力链。这些权力链的特征之一是，在一个A、B、C三级（或者更多）的等级制结构中，处于A级的上级不会直接指挥、指示或者命令（下称指挥）处于C级的下属，而是通过B来达到对C的指挥。同样，处于C级的下属也不会直接向处于A级的上级报告工作，而是向处于B级的上级报告工作。命令和信息因而在等级制的上下级之间沟通，它们都易受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1965 ）所称的“控制丧失”——信息的自然的、无意识的曲解和失真——的影响。“控制丧失” 源自解释和详细说明上级的指挥、甄别和综合下级 的信息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即使没有曲解的意 图，也会使这些信息受到歪曲。 控制丧失并非一个恒量。社会学关于官僚机构 的文献〔见希克森（Hickson）,1966〕证明，组织行为 的某些部分（0＜r＜I）是日常的，其余部分（1-r）是非日常的。也就是说，某些行为可以从基本的组成部分分离出来，从而使基本支撑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机械地执行，但对早期行为而言在事前更难或者不可能达成这种分离。应当执行的非日常行为占的比例越大，控制丧失（c）就越严重；如果c=f（r）,那么fr＜0。 控制丧失并非不均衡信息。后者是指下属通常拥有比其上级更多、更好的信息，而前者描述的是当下属着手向其上级传递其更多、更好的信息时会发生的事。这一区分并非无实在意义。即便人们能够设计消除不均衡信息的后果的激励机制，从总体上说来，一个组织要引进足够的反曲解机制以消除控制丧失也会是不经济的〔见布瑞顿（Breton）和威因绰波（Wintrobe）, 1975〕。其结果，到达等级结构的顶端的信息总是受到曲解。这不是因为下属有曲解的故意，而是因为存在着控制丧失。重申这一点是重要的。 近年来对组织之权力的基础有很多有趣的研究。经济上广泛通过充足的、超出下属之边际产品的价值的工资控制下属逃避责任的做法所导致的失业，给予了上级拥有“惩戒”不希望被踢进失业队伍的下属的权力〔沙皮诺和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1984〕。把所有权界定为对有保留的控制权的占有——以任何所期望的合法方式使用资产的权利（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或者排除其他人使用该资产的权利〔哈特和莫尔（Moore）,1990〕 ,赋予了所有权人（上级）权力。无形资产，如公平的声誉，在作出处理未预见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时，可以促使下属接受上级对其行使权力〔见克瑞普斯（Kreps ） ,1990〕。 然而，当适用于等级制的组织时，上述方法就可能误导。确实，如果上级的指挥采用“你被解雇了”、“不准使用这台机器”的形式，在等级制中传达指挥的控制丧失之规模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是很小的，近乎为零。但是，指挥更常是：“以加倍的小心去查明债务人的信用程度（credit worthiness）”，或者“不要像现在那么严格地在工作场所执行安全标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指挥要遭受可能是严重的控制丧失。其结果，在等级制中，权力总是不完善的。（它 的不完善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在等级制中权力的 不完善性要归因于不可能在事前对所有未来的意外 事件作出规定——与合同常常不完善的原因相同 ——但当指挥顺着等级传达下去、下级赋予指挥内 容时，它更是控制丧失之产物。 看看与债务人的信用程度相关的上述指示。或 多或少地以上述形式出现的这一指示，将是由讨论 时在场的秘书记录的、总部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的 产物。秘书的记录将被送至副总的部门去推敲和润 色，把租借的几乎是完善的非日常特征考虑在内。 这一文件接下来会被送至部门经理手中。部门经理 会为贷款官员的利益解释该文件。因而，事件的性质是，一旦在等级制中应当执行指挥的等级准备好 执行该指挥，处于等级制之顶端的上级不可能知道其所发布的指挥的形式和内容；并且，相应地，处于等级制的末端——执行层——的下属也不可能知道处于顶端的指挥官头脑中究竟想些什么。 不论研究官僚机构的方法如何，一项广泛的共识是〔见布瑞顿（Breton）,1995〕，在上级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所有等级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部分地取决于具有下述特征（随着讨论的进程，将增加其他特征）的“信息和决策结构”： （1）上级并不拥有，并且知道自己不拥有作出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2）下属拥有，或者能拥有上级作出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换言之，在其全部等级中，官僚机构以信息不均衡为其特色。官僚机构之权力的不完善，不仅仅是控制的丧失之结果，而且还是不均衡信息的结果。权力的不完善意味着官僚机构的监督必然总是不完善的。这反过来意味着下属可以故意地曲解在等级制中上下沟通的信息和指挥，权力越不完善，这种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小。 换一种说法，控制丧失和不均衡信息可能充当下属可以在其后面故意曲解指挥和信息的“掩体”，而这种曲解似乎可以归因于控制丧失和（或）用于表明优越信息之结果。在代理理论的语汇里，“掩体”使得下属的行为不为上级所知。在前述的信息和决策结构之特征中，现在应当加上第三个特征： （3）上级知道其权力是不完善的，监督是不完美的；他们因而知道下属可以以通常较“低”的被发现的可能性暗中损害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