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

现代文学流派。因组织“新月社”（1923年），出版《新月》月刊（1928—1933年）而得名。新月社成立于北京，稍后又发展成为俱乐部，以聚餐、诗歌朗诵、文艺座谈等松散的联谊形式出现，参加者有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沅、林徽音等。1924年12月，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又建立现代评论社，出版《现代评论》杂志，与新月社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新月社成员纷纷南下。1927年春，他们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办。徐志摩在他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提出思想言论必须“纯正”，必须符合“健康”、“尊严”的原则。除原有的成员外，陆续参加的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储安平、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等。于是新月派以一个有宗旨、有阵地、有基本队伍的文学派别出现在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上。1931年11月新月社的中坚人物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日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后停刊，新月社便宣告解体。新月派的基本成员是留学英美的学者、文人和大学教授，他们接受的是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文艺思想，在中国现代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有时也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倾向，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他们曾发表诗文谴责军阀的暴行，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诗镌》上还出过“纪念‘三·一八’专号”。但是，新月派的主要成员一开始就表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倾向，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三·一八”惨案中，他们指责革命群众运动及其“领袖”，遭到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阵营的批评。在国民党当局向中央红色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时，他们公开向国民党当局献策，提出军事“围剿”之外要辅以思想“围剿”，也即是“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说什么“我们觉得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在文艺上，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新月派的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章中，宣扬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有“喜怒哀乐”，“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无产阶级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针对梁实秋的这些错误理论，左翼文艺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中，更有精辟的批驳和分析。新月派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他们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因而其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在诗歌方面，他们提倡格律诗，主张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努力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在戏剧方面，他们与“五四”初期否定一切传统戏曲的主张不同，肯定旧戏的“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艺术，称之为“纯艺术”的代表。1926年他们在北京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徐志摩在他主编《晨报副刊》期间（1925年10月—1926年10月），创办过《诗镌》、《剧刊》两个专刊，后来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诗刊》、《新月诗选》。新月社成员不仅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作家、诗人，还创作了为数可观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尽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一般较为薄弱，有的作品还有着庸俗颓废倾向，但在艺术技巧和独特风格方面，还是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在诗歌和戏剧方面的某些艺术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对新文学艺术的进步，起过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