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

古代简称“筑”，《韩非子·外储说上》：“筑十板之墙”；或简称为“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南山胜迹》：“净慈禅寺，周显德元年钱王俶建”；或称“营造”，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著名的建筑学专著；又称“营建”，清代孙承泽《天府广记》：“营建宫室”。建筑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广义的空间造型艺术。从上古至今，不管从内容或形式上看，功利目的在建筑中都占主导地位。正如墨子所说：“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墨子佚文》）居住的目的首先要得到的是安宁与稳定，然后才会追求审美愉悦。这揭示了建筑美学的一般规律。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建筑的审美因素越来越浓重，甚至整个地成为审美对象，同时建筑形式也呈现了一条鲜明的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道路，它从一个侧面记载了自然科学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 明代张岱《夜航船》说：“有巢氏始构木为巢，古皇氏始编槿为庐，黄帝始备宫室。”由此可见，中国建筑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有巢氏教人由穴处进而巢居，揭开了中国建筑史的第一页。从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和陕西半坡遗址的房子发轫，历商都、周城、秦关、汉宫，一直到明清辉煌的紫禁城，绵延七千年历史，从草创到完善，自成一家体系，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建筑按实用价值和建筑形式可以分为普通民居、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和园林建筑四大类。每一类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审美价值。 普通民居，北方以四合院为代表，南方虽没有规整的四合院，也总有天井、院子。“院落”是这类建筑的特点，从陕西岐山发现的周初四合院宫室遗址与四川成都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表现的住宅院落，到明清北京的四合院；从黄土高原的生土建筑到江南水乡的宅院，尽管外观形式不同，艺术风格各异，但在造型原则上，空间尺度上，建筑体量上，室内空间与院落空间的穿插组合上，都是十分相近的。皆以小体量的居室，围合为一进或多进院落，院落间连以廊庑，院落中植以花卉草木，形成一个个环境宜人的、充满自然活力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体现了中国式庭院一种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特点。这种庭院或是将单体建筑沿院落围边布置，而院落中心则没有其他建筑，可谓外实内虚；或是将构图主体置于院落正中，四周辅以尺度低小的附属建筑，势态则向中心收缩，取得均衡，可谓内实外虚；或是院落外廓不规整，院内建筑自由布局，势态流通变幻，虚实交织。这三种型式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民居虚实相生的空间美。同时，在这类建筑中也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封建宗法思想，在一个院子里面，家庭或家族最长者居住在作为中心的正房，而儿孙晚辈则住在周围的偏房、厢房，奴仆们只能住在依附于外围的下房，尊卑等级非常明显。 宫廷建筑中以宫殿为主，各朝都有程度不等的宫殿建筑。宫殿不仅代表了宫廷建筑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杰出成就的代表。宫殿建筑体现着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和等级观念。中国崇拜人，崇拜服从“君权神授”的天子。宫殿是专为皇帝、皇室而建筑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天下无匹的赫赫王权和天子的无上至尊。没有西方那种神一样的狂热和神秘，有的只是一片“纯粹”的冷静的虔诚，体现了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天子的至尊无上，在建筑形制、规模、装饰及色彩的运用上，都有着极为严格细致的规定，皇室享有的绝不许他人再有，直接以建筑形式区分人的等级，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秩序。据《礼记》所载：“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tó，黄色）。”所谓楹即是柱，仅柱上所施的建筑色彩，因等级不同而规定为红、黑、青、黄四种。明清北京的紫禁城更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综合了历代宫殿建筑成就，代表着封建礼教的最高等级，整个群体建筑就是尽一切力量突出帝王的至尊无上。唯有天下独尊的皇帝才能拥有如此巨大、高级、华丽的宫殿建筑。从审美价值来说，宫殿建筑也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一方面，自古以来宫殿建筑都追求高大壮丽。宫室是为了封建帝王营造的，是天子之居，而“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必以威壮之形构之，必以华丽之彩饰之”，方能显出天子的威势，此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客观上给人一种巍峨雄伟的气势美感觉。另一方面，宫殿大多为群体建筑。它们南北相次，东西相辅，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层次分明。一切都统一在以中轴线为总体的艺术效果之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使人深感其气度风格之美。 中国宗教建筑多为佛教建筑，也有部分道教建筑。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带来了印度佛的崇拜象征——窣堵婆，省译为塔。它与人的正常生活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其本质是神秘狂迷而不是理性知解。所以，从一开始，有着深厚理性力量的中国人就对佛教的神秘性采取了清醒的改造态度。中国人执着地认为，寺院是佛“住”的，塔是供人赏玩的。佛寺本身就是佛国精神的象征或净土的缩影。人们在这里应该寻求到安全，体验到解脱，不应该有任何骚动不安，一切都应该是普通人性所能理解的。于是，中国人便把寺院建筑的布置，将生人的居住换成泥胎的供奉；将窣堵婆缩小放到了重叠的方形阁楼上，成为塔顶的宝瓶和刹，使具有佛家意味的塔刹变成了传统楼阁建筑顶上的花饰雕刻。因而，这些宗教建筑基本上都采用了传统世俗建筑的形式，飘浮着一层礼乐和理性的气息，很少带有特定的宗教色彩，它强烈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人性——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审美观。其他的坛庙建筑也是如此。北京天坛是祭天的场所，占地二百七十多公顷，但布置的地方只占其中的约二十分之一，其余全种松柏，极强烈地渲染出了祭祀的环境性格——永恒不凋，体现出一种信仰、观念和天人感应的境界，在理性中展示了十足的浪漫感受。 园林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之高，饮誉海外，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造园的起源很早，西周就已出现了皇家园林；到了魏晋清谈遁世之风盛行，始于汉代的私家园林广为发展。中国古代创造了很多情趣盎然意境隽永的园林建筑，诸如汉武帝的上林苑、建章宫，设牵牛织女象征天河，置喷水石鲸，筑蓬莱三岛以象征东海扶桑。北齐邺城华林苑内筑五山代表五岳。特别是清圆明园“移天缩地在君怀”，集中了江浙名胜；避暑山庄概括了江南塞北、长城内外的雄奇景物，而苏州园林更是成了古代园林的卓越代表。私家园林虽没有这种气派，但也力求在不大的空间里表现出多种意境。园林建筑必须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因素，创造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涉门成趣、曲径通幽等多变而流动的画面，把赏游者置于时间的推移序列过程中，以致步移景换而触景生情。造园的方法很多，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通过对空间的布置、组织、创造，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然而，造园并无定格，其基本原则是，“得景随形”，“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点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明计成《园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与日本园林追求静观内省的意境，精巧而素雅，富有出世感相比，中国园林显得可游、可行、可望，体现了入世的积极的进取力量。与西方被称为绿色雕刻的园林相比，中国园林显得迁想妙得，天机灵感，随时而迂，潇洒飘逸，妙趣横生，表现了一种含蓄而内在的绘画式的美。 与西方建筑相比较，中国古代建筑有三大特点。一是结构特色，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木结构的长期使用使得这种体系的建筑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木构建筑呈现出一种结构的美。它们的外形完全是结构体系的真实表现。柱、梁、枋、檩、椽，所有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构件。它们按照结构所需要的实际大小，形状和间距进行设计和安装。所以，中国古建筑的美，准确地反映着它的结构的条理性、明晰性和合目的性。这种结构体系并不排斥艺术加工，但一切艺术加工，都是依托于整个结构体系。为了强调建筑的结构美，中国木构建筑的色彩都经过精心的处理。木构架色彩浓重，同灰色或白色的墙垣对比很强烈，因此框架结构很完整地表现出来。凡是结构构件都以蓝色或绿色为主，其他填充构件则以红色为主。这样，结构的脉络清清楚楚，重力的传递纤毫不差。垫是垫，挑是挑，交待得一丝不乱，显得挺拔有力。正因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美，基本上是一种结构美，所以，如果柱子歪了，或某个局部坍塌了，其结构就遭到了破坏，显得丑陋不雅。第二，受材料力学性能和尺度的限制，木结构不善于建造大尺度、形象过于复杂的、内部空间有丰富变化的建筑单体（西方石构建筑正是如此）。木结构的艺术长处在于群体布局，中国建筑就充分发挥了这个长处。大到一座帝都、一座名山的规划，小至一木一石的安置，都能从全局着眼，给予周详具体的经营。从传统的民居到规模恢宏的皇宫帝都，都是由一组或多组建筑构成，即组群布局，它们围绕一个中心（或建筑），南北相次，东西相向，高低错落，有偏有正，偏正相济，给人一种和谐感、韵律感，一种有着丰富变化的整体美感。此外，它们还浸润着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几乎一切领域包括建筑都受到封建宗法思想的直接影响。前辈师长理所当然要居于作为中心的正房，而晚辈子孙们则只能居于偏房、厢房。这种以宗法为基本思想内涵的建筑布局影响之大，令人吃惊。从小户人家的住宅到各地官府衙门，直至帝王的宫室殿堂；从一般的世俗建筑到佛道的宫观寺院，都脱离不了这一基本模式。这一点与西方建筑比较起来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