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集中现金风潮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为了打破中外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挽救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断然颁布了以集中现金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应急措施。《集中现金条例》的颁行，不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所引起的尖锐矛盾，反而使脆弱的武汉经济深受影响，演成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潮。武汉政府实行集中现金的原因，除宁汉对立局面形成后，中外反动派加紧对武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这个客观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是武汉政府为维持庞大的战时开支而长期推行纸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在大举清党的同时，加紧对武汉经济的封锁，公开宣称要在两周内达到“屈服武汉”的目标，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广东协饷已停，湘鄂赣三省税收锐减。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形势，国民党中央于4月15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战时经济委员会，负责把经济纳入战时轨道。17日，战时经济委员会另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集中现金条例》，当日下午即予公布。条例规定：一、凡完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交通两银行所发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二、凡持有现银及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得向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及邮政局随时兑换三行纸币。三、凡收付银两均用纸币，每元法定七钱一分，不得自由增减，违犯者按律严办。四、非经财政部门特许，绝对禁止现银出口。集中令下，武汉顿成纸币世界，内外均生重大影响，金融风潮由此兴起。从4月18日至7月中旬是为纸币实行膨胀阶段，其主要特征为：由于政府威信尚存，物价指数和汇价指数虽逐日上涨，但还没有超过纸币流通指数增长的速度，币值在表面上尚能维持。4月18日，武汉政府对各商业银行及各钱庄银号所存现银均派员查封，外商银行则由军队派兵监视，以防现银私运，共计封存现金约1000万元。武汉政府集中现金的措施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激烈反应。刚刚成立的南京政权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禁止汉口中国、交通两行钞票在江浙皖各省兑现。21日，上海银行业联合会紧急通知各界，与汉口各商业银行暂停往来。一时间，京津直鲁各省亦相继不能使用鄂省各银行纸币，以致汉钞在省外急剧贬值而无人接受，武汉与国内各金融市场的联系无形中被切断。 《集中现金条例》的实施，对于武汉政府财政金融的影响更是空前的。集中现金名为稳定货币价值，实为连续施行纸币政策作好准备，真正目的在于纸币的增发。武汉政府期望通过集中现金于银行，来维持三行纸币的使用，保证纸币能够继续增加投放，以此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在实行现金集中的一个多月里，财政部通过中、交两行及其他途径增发的纸币，即达1500余万元，创下了一个月中投放纸币的最高纪录。纸币流通总额从集中现金前的5000余万元，骤增至7700万元，6月份更达到8400余万元之巨。尽管集中现金条例的实施在表面上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资金的外逃，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首先，简单、贸然地实行现金集中，势必要中断武汉与外埠间仅有的经济联系，使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封锁而处于危机中的武汉经济更加孤立，特别是沪汉汇兑不通，对武汉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其次，由于各银行准备金均被封存，把能够兑现的纸币变成不兑换纸币，造成“一纸风行，现金绝迹”的混乱局面。三行纸币从此急剧贬落，币信全失，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实行现金集中后，武汉政府的财政基础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更加动摇了。主要表现在：一、申汇腾涨。与上海的经济联系是武汉对外经济活动的重心所在，而申汇价格是武汉金融市况的晴雨表。集中现金前，汉口申汇行市约为洋例银980两，4月18日即涨为1000两，19日更涨至1100两。其后汉沪停兑，为避免纸币跌价损失，持有纸币者无不设法尽快脱手，三镇邮局邮票转瞬售空，从19日起不得不停止汇款，限卖邮票。二、铜元缺乏，价格飞涨。武汉向为用钱城市，铜元一向增铸甚滥，市价很低。现金集中前每元纸币可兑铜元3.6串。集中令下，铜元地位立见变化，18日每元兑换铜元降至3.2串，20日降至2.7串，其后铜元多被藏匿，有行无市而几于绝迹。铜元是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支付手段，铜元绝迹后，一般商人不愿再收受纸币，于是将货物暗中转移，暗盘交易由是繁兴。暗盘交易的大量出现，成为武汉市场混乱、纸币跌落的开端。三、现金继续外流。集中现金条例颁布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特派陈公博、孙科二人坐镇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监督现金收兑，不可谓不重视，但现金外流的渠道实际上依然存在。政府对于外国银行、洋行改用本国军舰护送现金出境无可奈何。许多中国买办、富商亦借机托庇洋人保护，将现款携至上海等地。更有少数商人用纸币购买大批轻便土货，运往上海转售，或在沪设立机关，以低价收购汉钞，运至武汉购办土货，再转运至沪售现。土货大批运出，货款却未回流，输送土产出境与运送钞票至外地出售成为资金外逃的新方式。四、货源奇缺，物价上涨。现金集中后纸币的过量发行，引起城乡物价一再飞涨，尤以日用生活必需品为甚。乡民运米，不得现金，因而裹足不前，米价每石由10元涨至20元，且无整石可购。商店纵有剩货，亦多暗中储藏，店门紧闭，市场呈现半停滞状态。 为了整治集中现金后金融市场出现的混乱局面，4月19日晚，财政部召集武汉银钱业及商会代表，讨论解决办法，决定成立金融讨论会，作为研究解决金融市场问题的专门机构。23日，金融讨论会召开会议，首先讨论恢复申汉汇兑问题，决定由该会暂行办理汇兑事宜。凡中外商人在沪采办货物运往武汉者，所需现银或现洋由该会指定之汇兑机关，如期照兑现款。“对于市场上一切汇兑往来，务恢复集中令未下以前的原状。”由于上海租界工部局应南京政府之请，于5月中旬查封了代武汉政府划付资金的苏联远东银行，堵死了沪汉汇兑的最后一条渠道。上述各项决议皆成为具文。5月17日，夏斗寅叛变，进逼武昌。武汉三镇谣言四起，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21日，长沙事变接踵而来。从此，土劣反扑，各界警报不断。武汉政府政令不通，税收全无保障，财政支出有增无减，收入反而日形减少，财政基础已完全动摇。由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先后投放告罄，政府不得不增发国库券430万元，以应军需之急。同时一面颁布有奖公债条例，发行有奖债券；一面扩大逆产没收范围，凡是可筹款的办法均已用尽。此时武汉三镇市场物资的匮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米荒、盐荒相继发生。武汉仅存的20余家米店中，只有7家稍有存货，仅能维持3天的民食。市面僵结，增发纸币已失去任何意义。从7月起，武汉政府被迫停止增发纸币，然而财政金融危机已病入膏肓。6月份的财政收入下降至150万元，支出却仍在1300万元以上。武汉政府负债累累，仅中央银行透支一项即达3600万元之巨，整个财政金融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危急局面。 从1927年7月中旬起，武汉金融风潮进入总爆发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纸币虽已停发，但因整个政治经济形势混乱至极，财政基础完全崩溃。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威信更加扫地，对于稳定币值已无能为力。中、中、交三行纸币先后变为废纸，久已待发的纸币风潮全面爆发。国库券市价的首先崩溃是武汉政府纸币政策破产的先声。国库券的正式发行，始于1927年4月下旬，时值中行纸币投放一空，而军费开支需款甚急，不得不将早已决定而未发的900万元国库券分三期投放，并规定“完纳国税及商场交易，均与现金一律行使。”国库券的纸币化，大大加剧了武汉金融市场的混乱。此项库券原拟通过北伐军在直鲁豫陕四省通用，未想从6月下旬起，北伐军陆续从河南班师回汉，三镇转瞬间成为国库券世界。同时，由于汪精卫集团准备实行分共，工农团体不再支持武汉政府，一向受到店员及工会挟制的不法商人，不再有所顾忌，擅抬物价，任意折算票币价值。从7月中旬起，武汉三镇突起拒用风潮，国库券价格急转直下，到7月31日，国库券购物只能作二成半计算。由于军饷以国库券搭发，军人执券强行足价使用，商店收进后脱手不易，蒙受损失，于是就高抬物价，或加倍折扣以为抵制，金融市况极形紊乱。“纸币因时、因地、因行别、因票面额数大小而各异其值”。黑市上从事银钱拆零投机者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不到一个月即增加了2000余人。当局虽召集各界筹议维持国库券对策，但“空言无裨事实”，由于时局混乱异常，政府威信全失，人心恐慌已达极点，国库券终至停止流通。进入8月以后，武汉政权对于金融活动已完全不能控制，一切交易皆归入暗盘。在这种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形势下，武汉政权决定抛弃纸币，实行税收改现，取消铜元法定价格，听任人民照市价行使，嗣又准许人民手中的现金，在政府辖区内自由流通，标志着集中现金条例的无形瓦解。面对早已无准备金的纸币，武汉政府贸然实行税收改现，事先又无妥善周详之处置，汉钞跌价风潮乃一发不可收拾，钞价一跌再跌，直至被迫退出流通市场。 1927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是中国传统的货币服务于财政特点的集中反映。由于社会经济基础未经根本改革，旧的税制和原有的行政机构几乎原封保留。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封锁下，武汉政府的财政终究未能摆脱滥发纸币以充军用的危险道路。集中现金政策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风潮，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同时，对于大革命的结局也产生了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