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推行纸币政策

发行纸币是一般政权增加财政收入最简便和花费最少的一种方式，它既是无偿的，又是强制的，但如过量发行，势必引起币值下跌，物价上涨，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剧裂动荡。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革命洪流中建立起来的武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经济上的严峻挑战。直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政府支出却在与日俱增，财政收支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之中。同广东政府时期相比，武汉政府名义上的辖区虽扩大到南方10省，而真正在财政上保持联系的只有湘、鄂、赣、粤4省。其中江西、湖南2省税收，分别由总司令部和唐生智部自行征收，然后在应拨经费的军费总数中扣除，不但没有上缴，反而经常需要中央财政予以接济。广东每月提供的400万协饷，在途经江西时，多被蒋介石扣用。财政部真正能够干预监督的只有湖北一省，直接财政收入每月不足600万元，还低于广东国民政府1925—1926财政年度每月平均收入670万元的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却在直线上升。随着北伐军的不断推进，军队人数已从广东出发时的8个军，10余万人，猛增到1927年初的30余个军，约130万人。军需军饷一项即较广东时期增加了12倍。同时，国民政府迁汉后，在汉的中央及省市各级机关相继建立，每月行政费用高达460万元，等于从前一年之费。政府财政支出每月高达1700万元。巨额的军政支出，成为武汉政府财政长期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 为了尽量平衡战时收支，弥补财政赤字，武汉国民政府先后采取过各种增收措施：1.整理旧税，添办新税。财政部通告，自1927年1月1日起，在武汉、长沙、九江等通商口岸，延用广东时期的成例，征收内地税，规定在原有海关税率基点上，对普通商品税加征2.5%，奢侈品税加征5％。1月21日，财政部又下令征收船钞课附税、船客通行税等5种新税。2.发行公债，建立银行。根据1926年12月27日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武汉政府颁布《整理湖北金融公债条例》和《整理湖北财政公债条例》，确定自1927年1月起，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财政公债1500万元。公债条例颁布后，财政部即以临时收据向兴业、浙江等21家商业银行押借现款316万元，作为中央银行的开办基金。3．统一财政。为了改变占财政支出80％以上的军费开支，概由总司令部支付的不正常局面，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提出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国民政府财政部。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武汉政府上述几项统一财政、增加税收的措施均未取得明显的效果，财政险象日益暴露。1927年3月，政府欠债已达2000万元。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业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银行纸币流通额增加到2300万元，居汉口发行纸币的各大银行之首，整个军费开支实际已落到完全依靠中行发放纸币来维持的地步。 由于工商业长期未见起色，税收下降的趋势始终未能根本扭转，武汉政府对于增发纸币维持开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资金外逃也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外各大银号纷纷将现金抽走，许多军阀、官僚亦挟资逃往外埠。汇丰银行在汉吸收华人存款已达1500万，而存底不过10余万两。一三惨案后，外商银行相率停市，华商银行从48家减至32家。一般工商业者皆因资金枯竭而无法维持。由于现金大量外流，中行币值已呈不稳。四三惨案后，局势更加严重，交通阻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米油盐煤供应，都开始出现恐慌。由于中外工商业纷纷收歇，市场停滞，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财政税收受到严重影响。武汉政府除继续施行纸币政策，以济财政之穷外，别无他策。有鉴于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纸币投放告罄，加印新票缓不济急，武汉政府财政部乃向汉口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分行垫借未发纸币，交中央银行发出，以应军需之急。“出此非常手段，信用已非所顾。”一场金融风潮的爆发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