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相资以为用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知行观命题。《礼记章句·中庸衍》：“知行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这一知行观包含有下列思想：（一）知行之间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则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否定了陆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二）知行之间可以互相渗透和包涵：“知行二义，有时相为对待，有时不相为对待”（《读四书大全说》卷六）。指出如果就大的认识阶段来看，则可以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但“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之事，则亦有行矣；应接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读四书大全说》卷三）。认为“先儒分致知格物属知，诚意以下属行，是通将《大学》分作两节”（同上卷一）。（三）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同时又重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四书训义》卷十三）。“君子之知，以审行也”（《诗广传》卷一）；“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者也。……喻之深，察之广，由是而行，行心安焉”（《四书训义》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