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规模浩繁的编年体通史。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所撰。编撰者还有范祖禹、刘恕、刘攽等人，历时19年。该书294卷。又考异，目录各30卷。按年代记载自战国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于五代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史实。取材除正史外，又博采野史、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凡222家，网罗宏富，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该书注重对历代人才制度、政策及思想进行考察和述评，客观地记述了有关人才的历史史实，并从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如，战国初期哲学家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时的辨解，体现了子思不计小过的用人思想，该书对此记载如下：“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1）《资治通鉴》卷116中，还记述了义熙7年（公元411年）秦王兴批评右仆射梁喜的“世之乏才”的观点，即“自古帝王之兴，未尝取相于昔人，待将于将来，随时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诬四海乎？”“一言为重百金轻”是商鞅立木建信的故事，该书就此评述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资治通鉴》卷2）对于古代明君的用人思想，该书也多有记述。如：唐太宗曾言道：“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卷198）“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司马光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是《周纪》二中对于晋国智伯灭亡所作的评论：“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由德才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圣人、愚人、君子和小人的不同标准，即：“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认为，任用人才应以德行作为考察人才的首要标准，其次才是才能。“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这里，司马光虽然强调德的统帅作用，但是他主张德才兼备，认为“惟才德兼具者贤士也。”此外，司马光还具体提出任用人才的考察标准：“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资治通鉴》卷72）《资治通鉴》所记述的我国历代的人才制度及人才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的一些评论亦非常精辟，是研究中国古代人才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国人才思想史（先秦部分）一部人才学史专著，雷祯孝编著，1986年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大型著作《中国人才思想史》的第一卷，系统地研究了先秦时期的人才思想。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即：简编（引言）、概编（中国先秦人才思想概论）、详编上（先秦人才思想立论阶段）、详编下（先秦人才思想总结阶段）。全书共分15章，55万字。先秦是一个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人才思想初露锋芒的时代。先秦的诸子百家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优秀人才思想，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但是，由于这些人才思想分散在大量的历史典籍中，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整理，也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扬弃，因此成为中国人才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该书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苦心孤诣地研究和探索着。他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批判，并获得可喜的成果。该书作者首先对先秦人才思想的历史发展作了划分，认为可将其分为萌芽、尝试、立论和总结等四个阶段，并对儒，墨、道、法等各家人才思想及《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等历史典籍中的人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作者还就先秦的人才概念系统、先秦的人才社会学思想以及先秦的人才发展思想等内容作了系统的研究，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其次，作者对神话传说中的远古人才也进行了探讨，具体分析了“神”的概念、神话传说中的远占发明家以及远古神话人才的分类和社会作用，这就大大拓展了先秦人才思想研究的纵深，从而为全面研究中国人才思想形成和发展作了有价值的溯本求源的工作。最后，作者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对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人的人才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各自的人才思想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批判了他们的思想糟粕，并对他们在中国人才思想上所处的历史地位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该书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材料翔实，是我国近年来在中国人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枚硕果，它对于整个人才学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人才·人才学安徽人民出版社编。1981年3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2.2万字。该书选编的15篇文章，1979——1980年间，先后在《人民教育》、《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同志作序，题为《要为四化培养有用的人才》。本书选编的文章有：《人才·规律·制度》（雷祯孝、蒲克）、《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雷祯孝、蒲克）、《人才问题和当代社会的第四危机》（陈平）、《论教育与人口、人手和人才的关系》（张健）、《人才十论》（叶永烈）、《人才的广泛性意义》（连健生）、《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王通讯、雷祯孝）、《试论人才的知识结构》（王通讯、雷祯孝）、《试论人才成功的时间运筹》（王通讯、雷祯孝）、《试论人才的创新能力》（黄东平）、《历史上的科学人才——科学家成长因素的调查》（陈平、温元凯）、《文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艾斐）、《从科技大学少年班看理科超常少年的发现和早期培养》（司有和）、《愿你风华更茂——谈中学生的学习与成才》（王通讯）、《人才识别与教师的工作》（张汉如）。本书选编的文章，是我国近年来人才学研究者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作者对人才学诸多问题所作的有益探索，曾引起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各级各类的优秀人才。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开展人才研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一文指出，人才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因此，要建立起一门“人才学”。并且提出了一些人才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如，对人才发展各阶段的研究应当联系起来、各门学科对人才的研究应当联系起来，人才研究与“各尽所能”研究应当联系起来、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要介入人才问题的研究，等等。对那些立志成才的青年人来说，《试论人才成功的时间运筹》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文中讲的“黄金原则”，告诫人们要象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时间，不浪费掉一分一秒；用“金刚石”来标价青春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引起青年们对青春时期宝贵时间的重视，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人生戒鉴；缩小你计算时间的单位，讲求效率；假如你想有效地运筹时间，那么你就定个学习计划，并检查自己时间是怎样花费的；等等，这些都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