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掌握这三条标准，对于消除一些人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的困惑，排除“左”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根本的方向、目标而言，我们当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如果姓“资”姓“社”是指这个根本方向的历史选择，我们当然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即我们头脑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必须拿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看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或者只不过是从属某种模式、某种空想而脱离了生活的僵化观念。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可是过去多少年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有一个正视现实、调查研究、开拓创新、大胆试验，从实践检验中去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设好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对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形式和手段，不能因为它们曾被认为姓“社”就加以固守。对于那些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成果、有利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具体体制、形式和手段，不能因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就认定它姓“资”而加以拒绝。对于某种组织形式、协调手段，社会主义能不能采用还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采用，要允许试验，用实践来证明。姓“资”姓“社”的结论，要做在试验之后，不能做在试验之前。如果一定要问清、争清姓“社”姓“资”，才允许试验，实际上就是固步自封，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试验。 因此，重要的是，不宜把经济建设中的所有具体问题都划分为是姓“资”还是姓“社”。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不能把那些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并加以排斥。一种是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资”姓“社”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还有一种是有些东西确实姓“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都可以为“社”所用，对社会主义有利（如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允许下合法经营的外国资本、港台资本和私人资本），也不能加以排斥。在改革的试验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只能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标准便是生产力标准。 比如，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从合作化以来，三次兴起，三次都被压了下去，因为它被判定为姓“资”，在长达20多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不被允许试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农民群众的这一创造才被允许试验。由于试验收到显著效果，三年功夫推广到全国，引起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村面貌的大变化。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比以前巩固得多了，农民拥护得多了。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实践证明它姓“社”不姓“资”。 又如，兴办经济特区。对于这个创议，也有不同意见。中央采取允许试验、支持试验的方针。经过几年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