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

大革命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继广东之后日渐兴起，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湖南农民运动始于衡山岳北。1923年4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刘东轩、谢怀德到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半年的努力，组织了许多农民小组，并于9月中旬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刘、谢分别被选为正副委员长。11月下旬，岳北农工会遭到军阀赵恒惕的血腥镇压。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湖南农民运动又复兴起来。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半年内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及国民党组织，五卅运动中，成立了反帝爱国群众组织雪耻会，党支部和秘密农协通过雪耻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的斗争。同年8月，共产党员汪先宗遵照党的指示，在株洲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展平粜斗争。11月，成立了株洲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当地土豪劣绅对农民协会极为痛恨，先勾结团防局逮捕汪先宗，施以严刑拷打，继又贿通当地驻军叶开鑫部炮兵营，于11月下旬将其杀于三门市。事件发生后，各地农民、工人、学生纷纷召开追悼会，并抗议赵恒惕政府的暴行。 为推动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10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制定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经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以《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发布。《纲要》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强调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较全面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组织农民的14条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地方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维护其统治，便不遗余力地镇压革命群众。面对赵恒惕的高压，湖南广大城乡掀起了反英讨吴驱赵的群众运动。1926年3月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大会通过了由省党部提出的、以废除省宪、取消省议会、请国民政府北伐、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取消苛捐杂税、启封赵恒惕封闭之团体、改良工农待遇、速开国民会议等为主要内容的《对付此后湘局主张二十四条》，并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工、商、教育各界9人为委员。在工农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赵恒惕内外交困，于3月12日逃离长沙，省长职权遂由唐生智代行。唐生智倾向革命，对工农运动表示支持。中共湘区委员会抓住这一时机，加快农协组织的发展，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至北伐战争前夕，湖南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湘潭、益阳、衡山、浏阳等27个县，农民协会会员20余万。 湖南革命势力的发展，为吴佩孚所不容。4月，他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进攻唐生智。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省党部一面积极争取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一面发动群众支持反吴讨叶战争。4月24日，国民党省党部在省城召开反吴讨叶市民大会，夏曦、徐特立等在会上先后发表演说，号召工农兵团结一致参加反吴讨叶战争。广大农民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参加运输、向导、交通、破坏、慰劳、后防等工作，有的县还组织敢死队，协助唐军参战。4月底，叶军攻占长沙，向衡山、湘乡、湘潭逼进，唐部退守衡阳向广州求援。5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遣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钟祖培旅进入湖南。唐军在北伐先遣队的援助下全力反击，将叶开鑫部击溃。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挺进湖南后，势如破竹，于8月下旬将北洋军逐出湘境。北伐军在湖南作战时，湖南农民给北伐军以极大支援，不仅担任向导、侦探、通讯、运输等工作，而且还组织敢死队，手持梭标、鸟枪、土炮甚至锄头奔赴前线参战，在醴陵、平江、岳州、临江诸役中，农民无役不从，成为北伐军在湖南迅速推进的原因之一。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陆续派出农运特派员到农村，大力组织农民协会，并发动农民支援北伐战争。7月下旬，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颁发了取消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旧农会，组织新农民协会的训令。8月6日和16日，湖南区委两次发表《关于湖南政局的宣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农民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其他方面的34项要求，对如何发展农民协会也作出了决议。中共湖南区委也制定了《湖南农民协会暂行总章程》。10月1日至13日，中共湖南区委在长沙召开第六次全省代表大会，讨论了农民运动由组织时期进入斗争时期的各种政策问题，提出了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剥夺反动政权机构的司法行政职权，县政府民选、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及实行减租减息等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逐步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至11月，在全省75个县、2个特别区中，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29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19个县，特别区有2处，通讯处有7处，区农协共有462个，乡农协共有6867个，会员达136.7万余人。 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村大革命，震动了社会各阶层，遭到了地主豪绅和右派势力的非难和诬蔑，称农民运动“越轨”，破坏社会秩序，扰乱北伐后方，影响税收和军饷，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诸如擅自捕人、打人或任意处决、砸庙堂、祖宗牌位、冲击北伐军官的家属等过火举动。为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1926年12月1至28日，在长沙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52个县、两个特别区农协的170名代表。大会听取了区委书记李维汉作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全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与工农阶级》的报告，谢觉哉作的《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报告及各县农运报告，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大会制定并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民食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组织问题决议案》等40个决议案，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反映了广大湖南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提出了湖南农民最迫切的任务是根本摧毁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保障国民革命的胜利。大会选举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 针对地主豪绅和右派分子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亲自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反驳了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诘难。在毛泽东的热情支持、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指导下，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更为迅猛。广大农民团结在农民协会组织中，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旧制度进行了勇猛而坚决的冲击，并以主人翁的精神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建立了由省、县到乡村的各级革命民主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展平粜阻禁及减租、减息、减押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开展禁赌禁烟、放足剪发、破除封建迷信和改良旧风俗、旧习惯以及开办农民学校、修路、筑塘坝、垦荒地等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和乡村建设活动。 正当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后，武汉国民政府内的汪精卫等又急剧右转。在何键、余湘三等的精心策划下，1927年5月21日，驻守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袭击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捣毁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省特别法庭、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组织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各地反动势力也东山再起，疯狂地向工农群众反攻倒算。一时间，三湘四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遍布湖南。 马日事变后，湖南农村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湖南坚持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郭亮、柳直荀等领导工农群众曾计划会攻长沙，因多方面原因而未如期实行，后有部分农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