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央银行第一次大挤兑风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接踵而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彻底破裂，时局动荡，风声鹤唳。广州中央银行因为北伐军垫支军费数额颇巨，纸币发行额猛增数倍，库存基金仅有480万元，不及发行额的1/4，币信已发生动摇。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财政部长兼中行行长宋子文下令陆续将大批现洋调往武汉，更造成库存现金数额的急剧下降。4月23日，中央银行出现挤兑现象，由于多方设法维持兑现，尚未酿成风潮。然而时局一天天恶化，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矛盾重重，广州时局骤然紧张，人心惶惶。金融市场上一批投机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竭力压低中行纸币币值，低折拒收现象日渐增多。8月17日中行门前发生炸弹案，顿时谣言四起。次日，中行第一次大挤兑风潮发生。19日上午中行纸币市价每百元降至98元，下午更降至93元。各钱庄银号及各行商号相继拒兑拒收，持有中行纸币者心中愈加恐慌，齐集于中行总行及各分支机构要求兑现。广州中行行长黄隆生下令：总行和分行每日营业时间相应延长3小时，无论抛售本行钞票金额多寡，一律兑换，以期维持币信。连续几天，中行纸币兑现已超过900余万元。为争取社会支持，以正视听，广州中央银行于26日特邀请广州市各商会、银业公会，联合检查中行纸币发行及保证金情形。查明中行定制纸币总数为4000万元，除去库存及各种废券2300万元，以及连日已兑现的纸币外，中行纸币在外流通数实为760余万元。而中央银行各种可作保证金的流动资产计达767.4万余元，这表明中行纸币尚有相当的发行保证。但是，在投机商人和不法分子制造的谣言影响下，人心浮动，每日求兑者仍蜂拥而至，无法应付。30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授权中行自当日起停兑5天，并强制发行金融公债1000万元，规定使用中行纸币缴交中央银行封存，俟后由国库负责偿还。具体分配数额规定为：各行商会600万元，银业公会400万元，分别负责筹集，限令5日内筹足。商界最初仅同意负担300万元，官方当即拘留广州总商会主席、银业公会主席等5人，同时对银业公会负担的400万元，限令于当晚12时前将分配至各商户数额办妥呈报，否则即行封铺，永远不得开业，全部财产充公。市内各银号钱店闻风而动，竞相将现银转移至沙面租界。9月1日凌晨，广州公安局出动大批保安队和武装警察，对全市大小银号钱店实行查封，把守其前后门，禁止商人暗中转移现金，并通令：凡拒收或贬折中央银行纸币者，必予逮捕法办，全市银钱业因而被迫停业。当日下午，银业公会被迫全数认缴。各行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后，亦决定全数认缴，并通过具体办法：一、全市商店按商业牌照资本额每千元认缴50元，以达中行纸币十足通用为限；如尚未能恢复十足通用，每千元资本额增筹20元，以筹足600万元为止。二、由各商会通告所属商店，将本店应贷中行纸币缴交附近的管区署核收；三、每千元月利1分，贷至中行纸币十足通用时，各商店可向中央银行自由提回，期限最迟不超过1年。四、此项借款系维持中行纸币所用，汇集封存，不得提作别用。集款后由四商会每日派员会同封固，解交中行库房存储，每日募集数字由各商会派员赴区署查点公布。由于各银号商号缴款多持观望态度，虽经公安局按户查催，并对确实困难者准予免交，又多次推迟缴款限期，实际仅收到597万余元，不足借款数的六成。 9月5日中央银行复业，但挤兑风潮引起的震荡却未平息。广东当局采取政治高压手段拘留商界代表，查封银钱业的行径，激起国内银钱业同仁的公愤。上海银业公会、钱业公会分别致电南京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要求立即启封银号，释放被扣压的代表，并要求将财政部长古应芬“立予罢斥”，以平公愤。上海银钱业公会又致电香港各报馆并转广东银业、钱业公会，表示全力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财政部长古应芬被迫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