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1931年7月20日（据《鲁迅日记》）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重要讲话，收入《二心集》。在这篇讲话中，作者论述了从清末到“左联”成立后这30年间上海文艺的历史，总结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健康的发展方向。首先，鲁迅论述了上海文艺的变迁。一、清末民初在上海《申报》上写文艺作品的，多是外地跑来的旷达的“才子”，一到上海，遇上了“婊子”，于是产生了“才子佳人”小说：“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这“才子”原先是“才子十（加）呆子”的角色，后演变成“才子十流氓”。二、进而流行了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佳人已是“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是为“鸳鸯蝴蝶派”。三、再后，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提倡“为艺术的艺术”。它与同在上海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次，鲁迅论述了1928年在上海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他认为这文学运动之所以旺盛起来，自有社会的原因，“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同时，这阵营中“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这文学运动是有错误和教训的：一、从事这文学运动的人，“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二、个别人“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三、这中间还有一种脚踏两只船的人：“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四、最值得警惕的是“转向”者——“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忽而是“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忽而“转向”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尾巴，或“给主子尽职”的“吧儿狗”。这种人，“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最后，鲁迅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左联”的成立，给予高度评价：“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他对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寄予很大期望，提出多种极可贵的意见：一、作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他认为“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是正确的。二、在“革命的潮流中”不要排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因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三、要敢于正视社会，认清敌人的底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因为“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四、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鲁迅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继续、补充和发展。这是关于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重要论著。（史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