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到达广州、武汉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委员、中国委员会书记罗易，在全会上竭力主张中国应实行土地革命，因此，国际决定派他来中国贯彻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旋即，罗易作为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取道海参崴，于1927年2月16日到达广州，4月2日经湖南抵达武汉。 罗易到达广州后，察觉到中国革命形势逆转，于2月27日，以中国共产党和广州各群众团体的名义发出“警告”，明确指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想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各种企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们的力量。因此，对这种企图的任何响应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必须把它作为通敌罪行，予以揭发检举。他要求人民注意和警惕帝国主义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抵制妥协和投降的危险，以保卫革命成果。3月9日，罗易在广州为中共广东区委写的题为《注意领导人》的文章中，更加明确指出：在民族运动中存在着与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并背叛革命的明显倾向，这个倾向是以国民党内一个有组织的派别代表的。蒋介石一类的“政治首脑”就属于这个派别。文章揭露了当时出现的许多妥协和背叛革命的严峻事实，指出某些人为了实现同敌人妥协和背叛革命的目的，正在进行紧张的活动。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分子起来挽救革命。4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在汉口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欢迎罗易到达武汉。鲍罗廷和罗易在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罪行。这都表明罗易、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背叛行径，已有所察觉和警惕，但是，他们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贯彻共产国际的3月指示以挽救中国革命，也没有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的严重右倾予以批评和纠正。蒋介石血洗上海的时候，罗易幻想“革命力量的团结”，以避免国民党队伍和统一的民族阵线的分裂，4月13日致电蒋介石，避而不谈反革命政变这一严重事件，竟好言相告蒋介石前往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以“解决一切争论问题”。 与罗易的态度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4日通过了措词强硬的《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并怀着极大的义愤和满腔仇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根据国际这一文件精神，罗易才于4月22日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在紧急时期应采取的政策和策略。从会前到会后，罗易和鲍罗廷一直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意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感到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开始动摇起来，提出把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西北去。4月13日至1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会上，围绕着是先北伐还是先搞土地革命的问题，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针锋相对。鲍主张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开始北伐，待攻下北京后再开展土地革命；如果现在搞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就会破裂。罗则强调应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北伐。在中共“五大”上，罗易批评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强调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坚持深入土地革命。他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作了解释。中共五大通过了宣言和《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决议》。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保持同国民党团结，维护统一战线的一面。不惜向汪精卫让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一面，主张反击一切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动摇不定。陈独秀介于鲍、罗之间，但更右于鲍罗廷。致使中共“五大”通过的巩固根据地等决议，两天后实际上被取消，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5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左派关系问题上又发生争论，没有得到共识。 在革命危急关头，共产国际为了指导中国革命，于1927年5月给中共中央发出挽救危局的指示。共产国际在没有把决议送来中国之前，先用电报告诉了罗易，以便采取措施挽救革命。但罗易对汪精卫仍抱有幻想，唯恐同汪的关系破裂。6月5日约汪精卫谈话时，竟将共产国际的这一密电指示拿给汪精卫看，第二天又给汪一个副本。早已被帝国主义封锁、蒋介石等军阀围攻和工农革命运动所吓倒而准备背叛革命的汪精卫，苦于没有借口。罗易此举，正好为汪精卫作为叛变革命的借口。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高世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