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cators指标

类型 经济指标，就一般类别而言，是用来进行经济状况分析和预测工具的描述性和预示性数据。有多少在这个意义上要研究的不同目标，可能就有多少潜在的指标子系统。例如有些指标是关于就业的，另外一些是关于通货膨胀的。 我们不由得想起在经济计量模型和回归方程中作为滞后解释变量的时间数列。但是对于一个经常被称为“指标法”的却有一个不同的、公认的意义。这是一个数据和程序系统，它用于对整个经济中的周期变动，特别是对转折点进行监测、发信号和确认。为这个目的选定的数列是综合性的，并且是与经济周期系统地联系的，也称为周期性指标。 经济周期是交替的扩张与紧缩阶段不断地周而复始的序列，这些序列涉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过程。这些过程的动向相当分散又相当同步，足以显现这些测试整个经济行为的生产、就业、收入和贸易方面的诸综合数列中的独特的波动。在这些数列中，各扩张的末尾是由聚集的峰点所标志的，各紧缩的末尾由聚集的凹点标志。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是根据这些聚集点的认定和分析，也就是根据主要的同步指标中对应转折点的一致性确定经济周期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1)诸指标的共同动向本身就是经济周期的一项主要特征；(2)对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得不到一个单独的以一致的形式充分反映综合经济活动的测度；(3)经济统计通常是有误差的，所以从许多独立编制的指标中要比从任何单个数列中得到的证明更为可靠。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周期峰点和凹点的参考年表（伯恩斯（Burns）和密契尔（Mitchell),1946年，第4章；穆尔（Moore), 1961年，第5、 6章；扎尔诺维茨(Zarnowitz）和穆尔，1977、 1981年；穆尔和扎尔诺维茨，1986年）是在学术界和当前经济研究中所广泛使用的。 通过对广泛的一系列变量观察到的诸具体周期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部分是系统的差别。所以称为先行指标的许多经济时间数列要在相应的经济周期转折之前先行达到转折点。也有许多数列要在经济周期的峰点和凹点之后达到它们的转折点，它们是滞后指标。先行数列主要代表对所有周期性影响以及较短的随机扰动高度敏感的流量和价格变量，因此，它们显示了大的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波动，但也显示了高度反复易变的情况。同步数列通常有较小的周期性变动，同时也比较修匀。滞后指标包括一些庞大的存量变量，后者具有温和的周期性能，但极为修匀。 结构 大多数指标除了显示支配若干年期间发展的周期性变动以外，还显示几十年长期存在并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以及以名义变量显示的通货膨胀。季节变动同样也是很普遍的，但是这些有关一年之中稳定的或进展的形式是多样的，一般在综合之后而减少，这与较长期的动向不同，后者通常是正的互相关。然而，生产和销售往往与所限定的部门一起呈季节性变动。这种总和起来作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经济指标的季节性周期变动的某些特征，类似于经济周期的那些特征（巴尔斯基（Barsky）和迈伦(Miron), 1989年）。常见的做法是假设季节性变动是外生的并且是可分开来的，而周期性指标主要是以经过了“季节性调整”的形式使用的。理由是为了更清楚地按月或按季度表示趋势和周期，但是控制由于错误的季节调整产生的重要的差误是必然的，而这方面常常被忽略。 因此，这些指标被看做是趋势、周期性和“不规则”变动的复合。不规则变动通常是很小的，而且除了由于某些特殊的干扰，如重要的罢工或反常气候引起偶然的意外事故外，是稳定随机出现的。“古典的”分解法并未消除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与指标分析相违背的是比较近的概念，即趋势和周期本身纯粹是随机现象，主要是随机行为或随机变动的积累的结果。 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经济的扩张从产出、就业等方面讲平均一定高于经济的紧缩，而且时间可能还要长一些。然而各国单个周期及它们的各阶段在持续时期的长短以及变动幅度的大小上有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不同的观察单位（如活动、地区、产业等）周期性变动的范围或扩散，是系统的。强烈的扩张通常比温和的扩张更为普遍，分布更广。严峻的紧缩比缓和的紧缩更为普遍。但是在指标中，时间序列和幅度差别是在长和短、强和弱的周期中观察到的。 扩散指数是一个时间数列，表明一个给定全域中的项目在一具体规定的单位时期内上升的百分比。变动方向方面的资料要比变动规模的资料更容易得到，因为在许多国家为了及时得到实际或预期销售量、价格、利润等的扩散测度而进行调查是很流行的。此外，扩散指数是同对应的总和数中的变动率相关的，并且往往先行于这些总和数水平。 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意义 当前使用的指标在经济周期理论的许多关键性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表1是根据很长的一系列研究的总结说明（参见扎尔诺维茨,1972年、1985年、1991年；穆尔，1983年，第347～351页）。 有关经济周期的文献，虽然在各种可行性和可比性方面的有独创性的假设是丰富的，但是并没有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哈伯勒（Haberler), 1964年；扎尔诺维茨,1985年、1992年）。有证据证实了许多集中在经济活动的具体时期或具体部门方面的不同的模型。单一原因的理论可有助于解释一些个别情节，但为长期的经验所否定。上面讲的规则性在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中是辅助性的，但是可能其中有一些在某些暂时流行的情况下是比较重要的，而其他则在另一些情况下比较重要。所以，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和预测来说，人们期望代表这些关系的整个集合的各先行、同步和滞后指标组能够胜过代表较少规则性的任何单个的指标或子集合。这个洞察力对下面概括的研究方法将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础。 表1经济周期理论和指标系列：一览表续表 主要指标的选定 全国经济研究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周期国际研究中心所作的现在被看做建立“传统”方式的一系列研究（密契尔和伯恩斯，1938年；穆尔，1950年、1961年；穆尔和希斯金（Shiskin), 1967年；扎尔诺维茨和博希安（Bos-chan),1975年a,1975年b；赫茨伯格（Hertzberg）和贝克曼(Beckman), 1989年；穆尔，1990年），已经选定并分析了周期性指标。所得结果包括交叉分类的100个以上的数列，这些分类是几个宽的“经济程序”组（即生产和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和信用）和经济周期高峰和低谷时典型的时间起讫。这些资料按期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月报《美国商情摘要》上发表；在1990年4月前，它们以同一频率发表，并且在现时继续存在的《经济状况摘要》上以较大篇幅发表。此外还采用了一种详细的加权办法把每一个数列都按七个主要标准记分：经济意义、统计的充分性、周期起讫的一致性、经济扩张和收缩的相符情况、修匀、迅速的可获性或流通性、原来数据与修正数据相比的可靠性。这些评价是尽可能地根据能以保证它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统计测度做出的。 这样收集来的资料是把先行、同步和滞后指标编成复合指数的依据。这些指标把从不同经济程序类别中得到最好名次的数列结合起来，并且利用它们的全部成绩记录作为权数，把它们同类似的周期起讫合并在一起。数列全是按月表示的；对诸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利润等某些变量来说，只能从随后出版的季度刊物中得到，这就不利于对领先指标下结论。下面可看到，除了少数外，所有指数成分都代表实际的而不是名义的变量。 同步指数包括非农场就业、工业生产、扣掉转移支付的实际个人收入，以及实际的工业和商业销售额。不断重复的对美国数据的检验证明了这个指数在一致性、时间起讫和流通性方面的记录比包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失业率在内的其他指数要好一些。 解释 有很好的理由期望先行、同步和滞后指数的顺序会持续下去，事实也确是如此。有几个先行指数代表生产和投资过程的早期阶段，即后来的支出、建筑物落成和交付阶段到来之前的诸种承诺。这个子集合包括新的工商业的建立、对厂房和设备的合同和定货，对消费品和材料的新订单，制造商未供货定单的变更，特别是对耐用消费品的新订单以及新房许可证。 周期的起讫关系不仅决定于技术、也决定于这个经济所处的状态。在经济复苏时期之前和正当复苏时期，交货期逐渐延长，尤其在繁荣时期，那时订货积压，造成生产能力紧张；然而当放慢扩张和出现紧缩时，交货期又逐渐缩短。这就解释了卖者的完成状况（即收到发货较慢的公司的百分比）的先行情况，也部分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即：指标的先行在周期的高峰比在低谷要长得多，同时变化也更多一些。 制造业和商业的现有存货和订货存货变动，在销售之前就要转到为销售所需要调整的库存水平（一种加速关系）。这个数列，一个有打算的和没有打算的投资两者不稳定的混合物，要求某些修匀。存货总额变动缓慢，存货与销售额的比率是这个滞后指数的一个构成部分。 工业用材料的敏感价格是同新订货、卖者的完成状况和存货投资有关。现在先行指标包括这些价格指数中的变动率，但这个数列即令是具有一些平滑的形式，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序列。在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这个指数本身（即这样一些价格的水平）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 另外一个名义指标，未偿商业和消费信贷的变化率，也是先行的，因为新贷款主要是为正在进行的投资提供资金，这些投资本身就是先行的（对存货、住房和耐用消费品的投资；还有厂房和设备，在投资进行的早期已经取得了大量贷款）。此外还有反映存量-流量关系的时间序列：新的增量先行，总和数滞后。未偿商业和工业贷款存量（已缩减的）是滞后指数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未偿消费者分期付款信贷与个人收入的比率也是如此。 与总的信贷流量相比，货币总量的增长率一般表现出的周期一致性和幅度较小，而随机变化较大。这些增长率从历史上就以高度变化的、较长的间隔在经济周期转折时先行，这些总量本身受到强大的上升趋势的支配，而只在严重紧缩的周期中显现出持续下降。不过，一项“实际余额”的测度，即用生活费指数缩减的广泛定义的货币供给量M2,预报了美国最近的大多数经济转向，并被包括在当前的先行指数之中。在扩张（紧缩）的后期，货币的增加比价格的上升要少（多）一些。 没有调整过通货膨胀因素的先行指数中包括了用500种普通股票编制的斯坦普尔股票价格指数。市场显然是很好地跟踪或预期了公司收益的动向，这种动向本身已经由早期的周期起讫情况表现出来。股票价格也往往同市场利率的变动成反比。 这是当扩张（紧缩）进展很快，而且相当大，足以使银行利率和债券收益相当高地上升（下降）的时候，也就是在利率一般滞后的时候。滞后指数里面包括了平均银行贷款优惠利率。不过，债券价格的变动好像相反，似乎长时间地处于先行地位。长期利率减去短期利率的差（收益曲线的斜率）和私人利率减去公开利率的差，即国库券利率（风险扩展）也往往先行。这些指标反映了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效果，也反映了违约风险的变化感觉。建立在消费者预期（诸如包括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当前先行指数中的密执安大学的数列）的观测之上的指数，在最近的经济周期峰顶长时间地和反复不定地领先，在谷底时先行或同步。它们好像跟着产出和就业变化，与通货膨胀和失业成负相关，并且与国际紧张局势、战争、短缺和价格上涨等外部冲击呈强烈的相反变动。 最后还有劳动市场指标。劳动小时变动受到的限制要比就业人数变动为小，所以制造业中平均工作周在变动中先行，因为它很早就对产出需求发出的不稳定的变动信号做出了反应。对失业保险的最初索赔在短期内先行于失业率。失业的平均时期滞后于失业率，并且是滞后指数的构成部分。当然，这些失业数列表现出较强的反周期波动，所以它们是以逆形式使用的。 功能 这些指标，当在集中使用时，随着经济周期的过程提供了许多周期出现的信号。在先行数列中的浅显和不规则的下降只发出了微弱又不肯定的警告，一连串几个大的下降增加了普遍和严重的发展速度减慢或衰退的危险。后者可能建议采取某些稳定政策，如果有效的话，会消除这种警告。同步指标对于根据先行数列的行为或任何有关的决策作出的预期，予以确认或证明其无效。 滞后指标为以前得出的推论提供进一步的检验，特别是对经济周期转向的起讫时间的任何早期标记。此外，它们还是预报指标。滞后指数中的转折点系统地走在先行指数中相反转向的前面。单位劳动成本、利率、未清偿债务和存货测度了或反映了经营成本。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数列在逆转时，表现出很长时间的先行。例如存货和利率在衰退时的下降为新的订货和以后材料和成品产出的好转铺平了道路（扎尔诺维茨和博希安，1975年b；穆尔，1983年，第23章）。 评论和证明 上面已经讲了不少关于所观察到的指标的行为和它们与经济周期的连接会削弱的理由，即使不否定其“没有理论的测度”的责任。如果理由是简单的，这就好得多。用这个指标体系来协助的宏观经济预测，基本上必须与经济波动的确定的规律性相一致，不管把这些“程式化事实”同一般均衡理论的预想之间进行协调是如何困难。 指标的真正问题主要是实用问题。许多杂乱无章的信号，原来公布数字的大修改和短暂的先行期（大多在短期衰退的低潮时出现）减少了一些先行数列的用途。在各自独立的构成部分中的那些不规则的变动和数据误差，在先行指数中往往相互抵消，因此这个指数就相对地平滑。这样就减少，但没有消除，特别的转变或错误的警告问题。这个指数给出了美国1948～1985年期间八次衰退中每一次的和四次主要的发展速度减慢（低于平均但仍为正增长的阶段）中每一次的信号。总之，先行指标对“增长周期”，即在产出、就业等方面经过趋势调整后的总量的波动，做出的预测是最好的。这在日本、加拿大和西欧主要国家都证明是正确的（穆尔，1983年，第5、6章）。旨在防止错误信号并以时间方式区分衰退和发展速度减慢的一个序列信号系统被设计出来，并经过检验取得良好的结果（扎尔诺维茨和穆尔，1982年）。 利用先行指标进行预测，在应用、详细说明和由于新数据与研究成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变动而发生的修订方面，有着相当长期的历史（伯恩斯，1950年；穆尔，1983年，第24章）。对于诸如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之类的序列的转折点的推断和各项预测都重复地进行了检验（海曼斯（Hymans), 1973年；瓦卡拉(Vaccara）和扎尔诺维茨，1978年；内夫西（Neftci ),1979年；奥尔巴克（Auerbach), 1982年）。而且还使用了其他国家的数据再次重复了美国的指标检验（克莱因（Klein）和穆尔，1985年）。最需要的、正确地完成的检验一般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参见奥尔巴克，1982年；穆尔，1983年，第24、25章）。 最近的观测 最近时期的历史证实了一点，对于紧随经济迅速复苏后的下滑来说，最初的许多指标过于敏感，1984年先行指数（Leading index）的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再次证实了某些单个的指标对特殊的金融与预期的失调反应过于敏感：1987年10月股市大跌造成的问题对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预示着经济萧条，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同领域的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除了系统时序特征外，与其他相应单个指标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经过六年的经济扩张后，美国经济在1989年初陷入萧条（当时实际GNP增长率平均仅为1%，而一般正常情况下长期增长平均为3%)。还有一次，先行指数预测到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显然是因为1989年和1990年上半年实际上经济增长已陷于停滞。经济连续数月急剧下降，预测经济将在1990年夏短期达到峰点，即第三季度。在对1990年第四季度GNP进行估算前，人们普通认为经济萧条已经开始，1991年1月经济开始进入复苏的阶段。 最近的研究 对选择和联合运用先行指标的传统方法的创新包括：(1)区分长期先行综合指数与短期先行综合指数；(2)获得每周以及最及时地获得每月的指数;(3）服务业中新的指标和指数；(4)通货膨胀预测指标值；(5）外国与国家集团的新指标与新指数。这些研究中的很大部分都发端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周期国际研究中心（摩尔（Moore), 1990年），在此可以提到一些更有意思的发现，服务业增长率指标的周期性变动与整个经济的相应指标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与整个经济周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这些服务行业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是极为罕见的，即使下降也不严重。二战之前服务业占整个非农产业就业不足60%，发展到现在的占75％这一事实就告诉我们，在最近时期，经济增长可以更为稳定，下滑地更慢复苏却更快（这完全可以在指标数据中观察到）。考察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先行指数，是有助于预测美国出口的重要方法。长期先行指数最多能提前六个月预测其他指标。最为及时的指标能在获得其他测算期相当的指标三周前得到。 另一个最新的研究方法源于非线性的假定，两个不同概率分布的函数作用于宏观经济变量，一个是经济扩张，另一个是经济收缩。内夫西（1982年）试图把预测转折问题（两个时期变化转换的数据）当作最佳转折问题来处理。他用先行指数的数据并把各个时期的概率累积起来。汉密尔顿（Hamilton, 1989年）扩展了连续分析方法并把它运用到对实际GNP季度增长率的分析，他测算出的转折点的最佳结果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周期表惊人地相似。迪博尔德(Diebold）和鲁德布奇（Rudebusch)(1989、1991年）用先行指数从测算的精确性、准确度和分析过程的角度评价了过去和当时的概率预测方法。他们的分析，也就是贝叶斯连续概率递归分析表明，当时的预测要比过去相应的预测更不准确，这倒并不奇怪，重要的错误倒是由于数据的错误而非实际预测的错误。 斯托克（Stock）和沃森（Watson) (1989、1991年）用一个单指数线性随机模型来建立一种一致性指标的指数，尽管用不同方法，但从经验来看这与现在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指数是相似的。他们实验所用的先行指数在概念上和结构上都是很不一样的：它包括7个部分，3个与利率相关，而只有2个被包括在老的指数中。这组指数在预测1990年衰退时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其覆盖面太窄。 扎尔诺维茨和布朗（Braun) (1990年）证明了先行指标对确定国民产出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的其他主要经济总量有很大作用。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后（更为全面）三个时期。在美国和国际上的指标研究文献方面，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上或经验上的贡献，做出贡献的学者包括、贝姆（Boehm )，卡甘（Cagan),德利乌（deLeeuw )，涅米拉（Niemira)，波普金（Popkin )，策尔纳（Zellner）和洪(Hong)，这些收录在克莱因（Klein, 1990年）主编、拉希里（Lahiri）和摩尔（Moore) (1991年）主编的作品中。（至于更为详细的、批判性的研究，可参见扎尔诺维茨，1991年，第10、11章。） 维克托·扎尔诺维茨(Victor Zarnowitz)著 崔书香 包钢升 译 章文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