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

布坎南常常把公共选择称为“不浪漫的政治学”（布坎南，1984）。事实确实如此。实际上，“沉闷的科学”这一称谓远远比有多种版本的看不见的手的主流经济学更适合公共选择。公共选择充满了各方面的原理，如关于民主聚合的个体选择之不可能性，政治游戏中均衡的缺乏，过大的政府规模，无效率的政府结果，以及个体公民的角色（他们要么从理性上不会知道政治，要么不愿意去投票）。布坎南对公共选择没有尽头的探索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 在早期对实证的公共选择的贡献中，布坎南 （1954b）把个体在市场行为中的选择和参与政治过 程的选择之质量对立起来。在市场交换中，个体作 出更好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可以更确切地预知其 行为的后果，并对其行为负更大的责任。 布坎南数度回到选举人对其行为的责任感问题 上（例如1986:229—39）。布瑞南和布坎南（1984） 把选举人的选择比做足球比赛时的球迷。球迷会屈 从于所要喜欢和服从的感觉，为周围的球迷为之欢 呼的同一球队欢呼；他也可以对为另一球队欢呼表 示反对和愤慨；他还可以无动于衷，不为任何一个球 队加油。此外，他可以问心无愧地作出上述任何一 种选择，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行为都不会对比赛的结 果产生任何影响。 投票站的个体处十同样的境地。她知道她的投 票不会影响选举的结果，知道在投哪位候选人的票 时可以随心所欲。她的投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无穷小 的可能性从心理上解除了她对选举结果的全部责 任，因而使她可以不负责任地投票。 对选举人的这一分析并未导致任何具体的实证 预测，而是导致对民主制下集体决策之理性的探究。 然而，布坎南的批评并不是阿罗式的。后者认为聚 合理性的个体的选择和得到“理性的集体决策”是不 可能的。相反，他认为，民主的、集体决策的本质决 定了个体的决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在1955年，即他关于选举人之理性的第一篇论文发表的次年，布坎南获得了富布莱特（Fullbright ）研究员基金到意大利学习。在这一年中，他阅读了德·非提（De Viti）、德·马可（de Marco） 、普维艾尼（Puviani）、潘塔列奥尼（Pantaleoni）和20世纪初意大利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普维艾尼（1897,1903）认为，选举人通常未理解某些政府政策和税收的全部成本。企图扩大政府的政治家提供诉诸“隐性税收”占据“财政幻觉”之利。布坎南的贡献之一是把普维艾尼的财政幻觉理念和早期意大利学者的其他理念引入公共选择作品之中。 政府出现赤字时，就出现另一形式的财政幻觉。公民们不会理解通过印刷货币或发行公债的赤字财政的全部成本。在20世纪50年代，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之下，政府发行公债之效果通常被认为是良性的，如果说它不是有益的的话。1958年，布坎南出版了一部书。书中对凯恩斯关于公债的正统理论进行了攻击。某些公民持有政府债券并不意味着它有中性的经济效果：公债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私人债务的效果相同。 布坎南沉浸于意大利作家的思想之中，吸纳其 “国家”是与公民分离的东西的观念之后，他于在意 大利的一年行将结束之时“明白‘公债负担理论’”， 可能就不足为奇了（1992:83,91—2）。在随后的作 品中，布坎南（1985;1986，第19章；最重要的是 1977年与瓦格纳合著的作品）发展了他早期关于债 务的后果的思想，并将它更紧密地同公共选择的研 究结合起来。自利的政治家要拉选票。缺乏远见的 选民赞成低税收，却不希望缩减开支。政治家减少 税收来获得选票，通过印刷货币或发行公债来弥补 出现的赤字。后辈的公民们要遭受这些短期的、投 票使其最大化的政策之下列形式的后果——更高度 的通货膨胀或更多的税收负担——以偿还政府公 债。 对政府的规范解释是，它通过消除市场失灵增 加了分配的效率。然而，政府却介入到了很多尚未 出现市场失灵的苗头、通常提供纯粹私人商品的市 场之中。在《简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70） 中，布坎南独到地分析了为什么如此。对任何其需 求随收入而变化的私人商品而言，穷人所购买的少 于富人所购买的。如果这一商品被当作纯公共商品 而供给——给穷人和富人同样的金额——穷人所消 费的多于私人市场均衡下所消费的，富人则要少。 公共供应私人商品导致收入转移。这种再分配效果 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要提供私人商品，甚至这些干 预带来帕雷托无效率时也是如此。 在一篇纯属创新的论文中，布坎南（1965）证明，对于不适用于非排他性原则的共同出资的财产的公共商品，通过俱乐部的共同之自愿协作可能得到帕雷托理想分配。该文促成了大批论文。 虽然它是直接将经济学／公共选择运用于分配效率问题的，但人们在本文中可以读到规范分析的信息。自利的个体会创立私人机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不需要政府。进一步深入阅读，人们可以得知，本文证实了布坎南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观点。他的政治信念有时融入他的经济分析之中。但是，这一信念与布坎南关于用脚投票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体在社区之间自由迁徙可促成地方公共商品的帕雷托理想分配这一铁伯特（Tiebout）的著名论断（1956）是关于分散的、联邦制政府的经典论断，因而将其适用于规范分析天然就是保守的。由于地方社区像一个划定了地理范围的俱乐部，布坎南对通过俱乐部供给公共商品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与铁伯特的分析类似。不过，在与魏格纳（Wagner, 1970）、戈茨 （Goetz,1972 ）合撰的论文中，布坎南表明，在总体上不可依赖个体在社区间自由迁徙来达到帕雷托理想分配。移民会给迁出和迁入的社区带来外部的影响。理性的、自利的个体忽略了这些外部影响，因而移民不一定促成帕雷托理想。需要用中央决定的税收和津贴来促成社区间的财政均衡。 布坎南在实证的公共选择领域最值得炫耀的事是与乔弗里·布瑞南（Geoffrey Brennan,1980）共同开发政府的怪兽模式。该作品把政府视为一块巨石，一头一心一意从人民中吸取尽可能多的资源的怪兽。人们假定政府要么使其总收入最大化，要么使收入超过保持秩序与稳定的必要开支（1980:26—8）。布瑞南和布坎南推导出这一目标的含义以便选择税收的基础、税收结构、时际征税、债务和货币发行等等。他们的大多数分析领域，都把传统关于政府和征税的认识颠倒过来。例如，证明如果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的征税达成某某结果，那么它就是最好的，这是经济学的通识。据以作出这种证明的假定是，政府是乐善好施的、致力于使其社会福利功能最大化的专政者。一次性付款的征税有不会扭曲个体的行为的效果，这是它的理想性之所在。 但是，如果政府是恶毒的、致力于榨取公民财富的专政者，那么，一次性付款的征税之不会扭曲个体的行为的性质就使它成为最差劲的征税形式，因为它使公民无处可逃。好得多的可能是对火柴征税。因为此时公民可以通过使用其他引火物，或者最极端的通过彻底放弃吸烟，来避税。但是，要避免人头税，她应当放弃…… 布瑞南和布坎南在税收领域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是相当新颖的。在诸如政府赤字和公债等领域，怪兽模式支撑了布坎南早期关于这些课题的作品。虽然它应当被认为基本上是对政府的实证分析，《征税权》并不意图作为对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必然的准确描述，而是“作为一个最糟糕的个案模式加以介绍，这明显是为了宪法设计之目的”（布坎南，1992:105）。实证分析旨在作为宪法设计之分析的开场白。布瑞南和布坎南在《征税权》一书的结尾几章和他们随后的著作（1985）中处理了某些这类设计问题，但这一著作更多地属于布坎南之研究的规范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