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用代理 代表名义

一、伪造文书与冒用代理名义伪造文书的核心是有形伪造。无形伪造而遭处罚的情况只限于个别场合。既然以有形伪造为原则，那么，伪造制作名义就是处罚的核心，没有伪造他人名义，但制作了内容虚假的文书时，应作为例外情况处罚。除向公务机关提出的医师诊断书（刑160条）之外，对私文书的无形伪造一般不予处罚。 因此，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对私文书冒用代理名义的行为应如何处理？冒用代理名义，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伪造。没有代理权而装成似乎有了代理权，明白了某人的代理人的意图，制作“自己名义”的文书，构成冒用代理名义，但既然没有伪造制作名义，所以，就难以认为是有形伪造。但如果认为是无形伪造的话，那么，既然不存在对冒用代理名义的处罚规定，因此，对此行为就不能以无形伪造加以处罚。 可是，制作文书时，模仿代理人的笔迹而冒用代理名义，与没有模仿代理人的笔迹，而直接签上本人的名字之间，这两种行为在法律效果上，哪种行为更严重呢？直接冒用本人的名字，是有形伪造。对冒用代理名义的行为不作处罚，则为时尚早吧。因此，对冒用代理名义如何处理，应该认为是伪造文书罪中的一个课题。 二、处罚冒用代理名义的根据 （一）以刑法第159条第Ⅲ项作为根据说 文书上把甲方代理人写成乙的时候，则意思表示本身就是乙的意思表示。从这一点出发进行考察，就不能把本人解释为名义人。可是，在自己的名义下，附加了虚伪的代理资格，制作了虚伪的文书，也就是说，没有伪造名义但伪造了资格时，仍可解释为虚伪的文书。 如果把冒用代理人名义的文书称之为无形伪造，那要以什么规定为根据呢？有人认为应以刑法第159条第Ⅲ项作为依据。相反，把名义人解释为本人的说法，则会使“伪造”的概念变得不明确而遭致人们的谴责。既然把形式主义解释成原则，那么，从刑法第159条第Ⅲ项来求得处罚冒用代理名义的根据就是难以允许的。 （二）名义人本人说 名义人本人说是指，把没有代理权的人，冒用代理名义而制作成文书的行为称为有形伪造。对此行为依据刑法第159条第Ⅰ项的规定处罚。在这种场合，伪造的概念没有不适当地扩大，只是把冒用代理名义解释为有形伪造，则是有些问题的。 （三）设定特殊制作名义的见解 为了有把握将冒用代理名义当作有形伪造，作为解决的对策，而设立了特殊名义的见解。考虑到制作名义是把代理资格和代理人名字合并在一起的，因此，冒用代理名义，也要把这两项内容连在一起，作为伪造制作名义考虑，这暂且可以说是最无可非议的解决对策了吧。 （四）按照立法的解决 即使根据设立特殊的制作名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因缺少明文规定，仍使人有一种是牵强解决的印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改正刑法假案第308条明文规定：“冒用公家的资格，伪造公家的文书或图画的人，按设立特殊制作名义的情况处理”。改正刑法假案第314条规定：“冒用他人事务经办人的资格，伪造他人名义的文书或图画的人，按设立特殊制作名义的情况处理”。 三、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和伪造文书罪的成立与否 （一）问题 尽管最初连（任何）权限也没有，但制作了具有经理或董事名义的文书，这种制作他人名义的文书，不用说，就是有形伪造（大判大正11. 8. 30刑集1卷423页）。另外，被授与代理权的人，明显地超越代理的权限，制作了本人名义的文书时，可以认为同没有代理权而制作了他人名义文书的人一样，他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有形伪造。虽然是有代表权的董事、经理，对其代表权范围以外的事项制成了公司名义的文书（大判大正6. 12. 10刑录23辑541页），或以公司名义制作了有关公司经营范围外的事项的文书（大判大正12. 3. 13刑集2卷181页），均作为有形伪造而构成伪造文书罪。 问题是，有代表权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权限内，用他本人名义制成的文书，但其内容却违反了委托的宗旨的场合。另外，有代理权的人，对其代理权范围界限内的事项，制成本人名义的文书，关于这些也是成问题的。 （二）违反委托意志而行使代理权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判例重新作了修改。 第一个判例认为：“作为董事，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为了使他人得到利益，擅自冒用银行的名义，制作定期存款单，或者超出自己业务的执行范围，对没有任何权限的人冒充董事的名义，制作定期存款证书，不仅无可推卸地构成伪造文书的性质，而且，还要得出冒充制作资格的结论（大判明治42. 12. 13刑录15辑1770页）。因此，如果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制作定期存款证书，那就构成冒用董事名义了。 第二个判例是以第一个判例的宗旨为前提的，在不是为了自己或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谋划全公司的利益”，则不构成伪造文书罪。“不是为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全公司的利益，制作了以公司名义的文书。因属于董事的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哪怕其内容等有虚假之处，或者是在个人的资格上，制作了内容虚假的文书，不等于制作了伪造的文书，所以，按上述的伪造文书行为构成犯罪”应予否定（大判大正8. 7.9刑录25辑846页）。 第三个判例比第二个判例更进了一步，目的是要谋取自己和第三者的利益，要使本人得到利益，如果客观地观察，代表者、代理人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行动，可以理解为是在其权限范围内制作了文书，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构不成伪造文书罪。“局外人的代表者或者代理人，在有权使用其代表名义或代理名义，或者直接使用本人的商号制作文书的情况下，偶尔滥用了他的地位，目的仅仅是为了谋取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虽然擅自使用了他的代表或代理名义，或者是直接使用本人商号制成了文书时，也不构成伪造文书罪。为什么呢！因其目的只是为了谋求本人以及将来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并只是停留在本人和代表者或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而在外部关系上没有丝毫差别。如果客观地分析一下，代表者或代理人及本人的行动都在其权限范围内，其行动符合制作文书的规范，而只是在形式上伪造了他的制作名义，这样的文书，所表达的意思，在私法上不能说是产生了直接针对本人的效力。因此，一开始就应当充分维护文书的信用，保持文书的稳定可靠性”（大判大正11. 10. 20刑集1卷558页）。 然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否定伪造文书罪的成立，能没有问题吗？本来，既然被授与代理权，那么，按照代理制度的本质，就要树立起对代理人的人格、技术的信赖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代理人要独立思考。有时遇到多少有些与委托意图相反的事情，也必须甘心忍受，但这也有个程度问题，在具体的情况下，有时也应当考虑打破真正文书本身的界限。 （三）行为符合代理权限的情况 这里，特别成问题的是，有代理权限的人，对于有关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总是在担心是不是符合被代理人的意愿。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不是绝对故意地从事某种行动，但结果往往却与本人的意愿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蒙受最大损失的，是信赖他的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但承担最大危险的则是肩负重任的代理人。因此不用说，被代理人在选定了自己的代理人后，就要承担风险。考虑到代理人的责任也是相当大的，因此根据情况，不用说是要追究代理人的责任的。对伪造文书是交易上的证据犯罪要仔细研究，按照交易上的共同观念，是可以解决的。 （〔日〕莊子）（毛友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