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体制与企业伦理学

除了法律所规定的之外，任何企业显然都有可能自主地对传统的企业体制进行补充。所以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实践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伙伴模式”。不过，近来有一种观点越来越盛行，即法定的体制规定原则上必须用一种企业伦理学来加以充实，也就是说，必须根据企业行为的基本伦理取向，通过自愿承担自我责任来缓解现行法律不足以解决的这种利益冲突（格罗姆E.Gerum）。 提出这种要求的依据是，现行法律原则上存在控制上的局限性，其对企业体制的调节力也是有限的：它最多适宜于处理经济制度的长期性结构冲突——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长期结构冲突。但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的却是个别的冲突，它只能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来解决。制裁性法律（企业体制）的调节局限性和自愿性自我负责（企业伦理学）的欠缺性显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比如在环境保护立法中）。但在任何情况下，要确保企业行为的“完美无缺”（具有伦理性质），只有依靠广泛的决策取向，即按照市场（效率）、法律（经济和企业制度）和伦理（企业伦理学）的共同要求进行决策。 参见条目：雇员；合伙模式；企业职工代表机构职权法；民主；产权；新教社会学说；利益集团；资本主义；天主教社会理论；消费，消费社会；市场经济；共同决定；生态学；组织，自组织；参与；人事政策；自我调节；社会伙伴；公司；企业伦理学；经济制度。（阿尔伯特·勒尔Albert Loeh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