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

中国哲学一对重要范畴。“道”指形而上之理，或谓事物的本原或规律等；“器”指有形之万物。《易·系辞上》始将道、器对举，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乃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晋韩康伯补魏王弼《周易注》云：“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以道为无，无为器本。北宋程颢主张道器合一，指出：“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程颐主张道器不离，认为“离了阴阳便无道”（同上，卷十五）。南宋朱熹一方面认为道派生器，道先器后，故主张道器分离，谓：“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形是这形质，以上便是道，以下便是器，这个分别得最亲切”（《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凡有形有象者皆气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朱子大全》文三十六《答陆子静》）。另方面又认为道本器末，故主张道器相依，指出：“道未尝离乎器，道亦是器理”《语类》卷六）。从理气与道器的关系上他又认为道器是理气的从属范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大全》文五十八《答黄道夫》）。明清之际王夫之从朴素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出发对道器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就本体论而言，他认为“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则上下无殊畛，而道器无易体，明矣”（《周易外传》卷五）。是说世界统一于器，道则依存于器，故“无其器则无其道”（同上），“道与器不相离”（《周易内传》卷五）。就认识论而言，他认为道与器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因物而见理，因器而见道”（《四书训义》）。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故“尽器则道在其中矣”（《思问录内篇》）。所谓“尽器”就是由表及里地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即“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德也”（《周易外传》卷五）。有了一般认识之后再从一般回到特殊，因为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道不虚生，则凡道皆实也”（同上）。“尽道”才能“述器”、“审器”、“治器”、“作器”，“尽道”的目的在于“善治器而已矣”（同上）。这就是“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思问录内篇》）。所以，从器到道而言，“器本道末”，“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卷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从道到器而言，“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七），强调的是认识的能动性，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就历史观而言，他坚持“道随器变”、“道因时行”的思想，认为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道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卷五）。故“道之所行者，时也”；“时之所承者，变也”；“道因时而万殊也”（同上，卷七）。进而他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读通鉴论》卷五），主张只有“趋时善变”才可“日新而不困”（《张子正蒙注》卷七）。清戴震对道器关系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地解释：“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孟子字义疏证·天道》）。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未摆脱封建的“道不变”思想的束缚，主张“变器不变道”、“变器卫道”、“道本器末”。如郑观应提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凡例》 ) 。薛福成提出：“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后来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更明确地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谭嗣同反对封建顽固派的保守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不变”（《思纬壹■台短书——报贝元征》）？以此论证变法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