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与所

王夫之认识论的重要范畴。此对范畴原本于佛教。印度部派时期上座部的论著《舍利弗毗昙》中，把“十二处”分为内处与外处两大类，内六处指耳、目、鼻、舌、身、意，是“能”，外六处指声、色、香、味、触、法，是“所”，“能”指人的认识能力，“所”指认识的对象。后来，佛经中也使用“能缘”和“所缘”概念。王夫之针对佛教与宋明理学的错误，对此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指出，“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尚书引义·召诰无逸》）“‘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 ‘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为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又说，“所谓‘能’者即思也，所谓‘所’者即位也”，“所谓‘能’者即己也，所谓‘所’者即物也。”（同上） “所”是物，是通过人伦物理而著现出来的，独立于人之外的位置、环境、条件，它不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是等待人们去认识的客观对象；“能”，是人的感官和思维器官的运用，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是人自身固有的、能作用于客观对象而取得功效的一种内在的认识能力，二者的关系应是：“所谓‘能’者即用也，所谓‘所’者即体也，”（同上），“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 ‘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同上）就是说，“能”和“所”都是实有，“所”是客观存在的“物”，它有待人们去认识，而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物”的认识，由于有在外的“所”，才引发出在内的“能”，“能”不过是“所”的副本，“所”决定“能”，而二者是相一致的。“能”“所”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坚持了从物到己，即以客观存在为第一性，思维活动为第二性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通书》北宋周敦颐撰。又名《易通》，共四十章，与另一主要著作《太极图说》互相沟通。书中对 《易传》思想加以引申发挥，并推崇 《中庸》的“至诚”观念，吸收道家的思想资料，其中不少范畴、概念和论点，对宋代理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通书》中的主要哲学观点是“诚”和“主静”。“诚”包含本体论和伦理观这两方面的意义。如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寂然不动者，诚也”。这里的“诚”是作为一种产生万物的精神本体，另一方面，“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是仁义礼智信及一切封建伦理道德的“本”和 “源”。周氏正是通过对“诚”的规定而沟通了“天”、“人”即自然和社会，并把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夸大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从而为封建的纲常名教、礼仪法度提供了一个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依据。“主静”是周敦颐为达到被称为“圣人之事”的“中和”道德境界而提出的修养原则其解释为“无欲故静”。（《太极图说》自注）“无欲则静虚动直”，以静制动，无思无欲便是圣人的境界。这套修养原则，被程颢、程颐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成了统治阶级长期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