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科学方法

在批判领域存不存在或能否有科学方法，这一问题至少像柏拉图的离子 （《伊安篇》 ， 532C）那样由来已久。鉴于近几个世纪科学的普遍进展和对方法的精益求精，对这一问题自然也就越辩越明。但在批评实践中对科学理论和一般科学程序的理想，自不必等待现代科学的发展。在上古时期，这两个方面都大有建树，尽管在细节上还不是普遍地意见一致，同时在对文学现象的科学调研上取得了可喜进展（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中世纪教师试图保存古代知识的努力，很大程度上由于历史的无知而备受挫折；尽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一些重大发展，但公正地说，在那些时期或一般地说在他们孕育和决定的古典主义时期，古人有关一般方法的传世之作不如个别应景之作那么受人重视。因而约翰生博士在1751年写道，“批评……还没有达到一门科学所具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约翰生对批评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抱的期望似乎超过了对真正科学精神的适度要求。在这方面，浪漫主义作家比较稳健，但作为他们的“反动”性组成部分的批评（不管方向上有什么错误），也是趋向于要求有更肯定的知识和更健全的方法；而且在十九世纪后期，批评（类似文学本身）转向恢复它所失去的客观性，即回到了发展自然科学的方向。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法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完全成了不断把当代科学公式应用于文学的尝试，包括我们前所未见的有关批评科学方法的可能性和条件的论述。到了二十世纪，这类论述仍余音未绝；因而尽管一位年轻批评家（布朗诺斯基：《诗人的辩解》，1939）可能宣布，“我尝试像几何学那样合理地写批评文章”，但这仍然是拾他人（C．布鲁克斯：《肯庸评论》Ⅱ）的“牙慧”，后者认为文学研究一般“将不得不摒绝享乐，因为它是‘科学的，”。我们很难说，柏拉图所论述的苏格拉底问题已最终得到解决。 当然，问题的解答还取决于人们对它所下的定义。科学可是定为可直接或间接验证的系统化概念知识；科学方法的全部问题也就是在给定情况下为达到和验证、为使概念知识系统化或便于沟通所固有的手段问题。如果批评被单纯表述为对艺术作品的反应，一颗心灵在杰作间的冒险（A.法朗士：《文学生活》I， 1888，序言），那几乎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在此情况下批评家的全部工作或基本上是情感-意志的（或“情感马达”），而科学本身则全部是认知的。现在普遍认定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它没有把批评同普遍的阅读区分开来；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近似这种做法的效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恰恰是因为缺乏认知的价值。批评不单纯是情感的反应，不管这种反应如何敏感或强烈。但批评也不仅仅是对客体或刺激的认知，不管这种认识如何尖锐。阿诺德认为，批评就是努力“按客体的本来面目去观照客体”，虽然这种说法不仅是对批评而且是对科学的一个基本目的（作者实际上把批评和科学看作是同一的）极妙的（如果按严格的认识论则是放肆的）表述，但它象印像主义者的说法一样不完整；因为批评家不仅必须“充分了解世界上知名的东西和人们的看法”，而且还要有能力尽可能确定自称为最好的东西的意义和根据。确实，批评不单是附加于对客体敏锐感知之上的判断或评价，也不单是对既需要有批评家又需要有一般读者的客体的灵敏反应；因为一般读者同样有判断和评价。评价事实上是批评的最终功能，一种不可能听从于任何其他人或以伪科学对待科学，或光用描述来代替的功能；排除判断就是排除批评。但批评的判断并不是一切读物莫不以此为终极的那种直接而自发的评价。它是一种在参照已知理想参数情况下，对直接和自发的评价或任何有关文艺作品及创作过程的其他命题作出自身评价的反射操作。（在实践中，初级的和反射的操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在行进中后者控制前者；完整的批评过程通常不是同常规阅读过程相分离的重演，而只是通过同步的认识作用对阅读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因此当最终的评价出现过，与之共存的还有对评价的评论。但不管怎样，给定的批评可能只涉及全过程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对最终判断的评价，而只是对居先的枝节事件的评价或命题，它们根本不是评价性的，而单纯是描述性的或分类性的。）因而批评中具体的区分操作不能算是评价而只是区分评价：实际的或可能的，明确的或含蓄的；“krin-ein”的意思首先是“区别”，而后才是“判断”。而且这种区别的原则是认知的；因为能在任何意义上经受检验的评价，它所奉行的唯一标准必须同公认的有关现实相对一致。这样，批评应该给一般读者增添更大的认知好奇心和更多的相关知识，而批评的成果就是有条理地使这些知识对判断施加影响。但在区分中不加区别地选用区分工具显然是荒谬的；批评家所使用的知识和方法本身必须是经过相应标准来评价的。这就是说，它们必须是科学的。批评不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所关切的是特殊的事物或价值，而科学则是根据定义只关切一般事物；批评只能在它所专有的和所可能吸收的科学和科学方法限度内实现它自己和它本身的理想标准。因而批评单纯是把尽可能多的科学和可能应用的科学方法应用于特殊判断。 批评的科学方法不是沿用别的领域的行话或分式、数据所能达到的，就像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特别是丹纳、布隆内蒂埃）借用生物学，或二十世纪有人借用各种新兴的心理学或社会学方法那样。它也不是把任何精密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特定方法照搬到文学上所能达到的；因为每门科学各有自己的方法，它取决于科学的对象，而文学的资料特性必然决定着文学研究的方法特性。批评的科学方法仅仅意味着用各种相关知识（不考虑一切无关的知识）对文学判断施加影响，并使判断限于相关知识总和所容许或许可的范围。批评所需的知识尽管都是经得住科学推敲的，但不一定都是科学，因为其中很多是特殊的（人们所直接关切的是特殊的资料、其他相似的或有联系的细节及其关系，即文学史）；但很大一部分是科学或应该是科学，因为单是不断地用特定术语论述是不可能的，而且批评家对细节的推断必须依靠某些有关文学现象、性质和范畴的系统理论知识。这种知识体系或一般文学理论有助于精确观察文学对象、它的创作和接受（包括评价）过程，有助于分析过程要素以及从要素和要素组合角度作准确的描述、分类。 在批评实践中，要使批评成为科学的或真正批评性的，那就任何东西都不准许无端地不依据严格相关的知识，而且一定要使根据条理分明。总的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只是感情的或意志的呐喊，尽管这种呐喊本身是合法的，特别是就一般读者来说，它往往是一种概括表明直觉反应的便利方法，但这不是批评；在批评中，情感的东西只能作为认识的依据、分析的对象或证据项目出现。这也意味着在引向最终判断的路上要避免多重的纯评价性命题；因为这类命题除非作为插入语，不然就会打断和妨碍逻辑论证的发展，是制造而不是解决批评问题。在组织行文层次和分选论述中应该重点突出的命题时，科学的方法就是要注意措词，在用词上尽可能准确和不生歧义，选择具有清楚外延而不损害内涵的术语；为了使所有陈述（论据）尽可能显得是可核实的，批评家自己可以出示或暗示可资验证的方法或资料来源。 （对于这些陈述所依据的分析和比较观察，批评家应尽量做到系统化和能驾驭自如。所有科学上的成就和技术只要切题，自然可以加以利用；例如，用于检查声音结构的物理和生理语音学，用于分析意义、创造过程或反应的实验或临床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成果。很多现代科学观察、测量和实验操纵装置用于文学批评对象也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尽管文学中的严格测量往往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测量，可是在碰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时，批评家还是能设法找出某种有利的测量办法，如以两种数据（资料）与相同的第三种数据对照；而且他完全可以利用简单的实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模拟和重复生产过程、模拟再生产和接受过程，对研究对象采取诸如翻泽和结构变换——插接、删略、重新排列等方法。这些手法在古典作品中都是常用的，尽管不总是那么有系统。）但作为科学方法，总是首先得接受既定事实，不管它具有什么特性或本人对它的倾向如何；有时这也意味着要承认事实是不能建立的。批评家必须不怕如实指明所存在的主观和相对之处，不怕供认在他试图推敲的某种事物上自己是门外汉，或者在特定情况下由于没有充分的（也可能是无法得到）可靠的知识，以致不可能对判断作出评价。所谓非科学的和非批判性方法，那就是不观察和不报告，主观性，相对性，以及无知，同时把这些误认为或装作是他们的对立面。 通过以上对方法的说明而提出的理想标准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大多数批评，也许所有批评必然总是有局限性和不那么尽善尽美的。但是，承认理想和了解我们只是在逐步实现理想的范围内做到真正的批评，则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