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

中国哲学一对重要范畴，即“天理”、“人欲”之简称。理、欲概念始见于《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这里的理、欲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北宋张载明确把理欲作为伦理学范畴，他说：“天理者，时义而已”（《正蒙·诚明》）；“只为天理常在，身与物均见，自不私”（《经学理窟·学大原下》）。认为人欲就是私欲。程颢把“天理”改造成哲学范畴，将封建纲常名教上升到世界观高度。在程朱理学中，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和法则，又是道德的原则、规范与最高境界。理学家关于理欲关系主要有下列看法：①理欲是互相对立、不能兼容的。程颐说：“不是天理，便是人欲”，“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粹言》卷二）。而“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朱熹说：“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答何叔京》）。“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五）。“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三）。他主张道德修养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十一）。王阳明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观出发，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传习录》）。“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人之功也”（《答陆原静》）。②理欲是统一、互容的。胡宏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知言》）。不过他主张人欲要合乎“正”，否则有损天理。陆九渊从他“心即理”的心学世界观出发，亦反对将理、欲断然分开，认为天理人欲是合一的，谓：“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岂有天理物欲之分？”“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盖出于老氏”（《语录》）。王夫之则主张天理与人欲一体：“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别为体”（《周易内传》卷四上）；“有是故有非，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卷二）；“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认为天理、人欲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又指出：“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同上）。戴震更主张“理”寓于情欲之中：“理者存乎欲者也。”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义疏证》）。他反对把欲与私等同起来，认为“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指出：“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同上）。因此他认为灭欲便无理、无德，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同上）。戴震抨击了朱熹把克除劳动人民的利欲视作“杀贼工夫”（《语类》卷四十二）、王阳明则把它称为“破心中贼”的观点，揭露了理学家把理、欲对立起来的罪恶实质，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袁枚也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肯定了情欲的积极作用，指出：“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则亦不肯治天下”（《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