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经验研究

货币余额需求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大多数宏观行为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货币政策表述中的主要部分。实际上，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长期以来就被看作政策实施中运用货币总量的先决条件。因此，对货币需求广泛进行验证已不会使人感到诧异。 对货币需求研究的演变与发展主要体现在这几点第一，货币需求理论具有进化的特点。在所谓的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表述之后，产生了凯恩斯（Keynes）的流动偏好理论，接下来是较现代的货币数量论。随着理论的演变，验证也在发展。第二，经济计量技术的不断丰富使人们能够对动态理论、函数形式和预期进行更为复杂的验证，这些技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诊断性检验，以估价各种特定表述是否恰当。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现有的经验研究模型在新的数据面前明显失败，这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70年代中期以来，困难变得尤为突出。在很多国家里，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非同寻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高水平的利率和非同寻常的衰退。这一时期还正好赶上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在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和金融控制的放松促成了制度上的重大变化1974年以来的一段时期里，对经验上的货币需求关系进行了严格的检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时期揭示了货币需求函数现有表述上的一些缺点。哪里发生明显的制度变化，那里对“货币”的认识也在改变。 这些缺点正好出现在一些中央银行把货币总量作为政策目标的同一时候，这一巧合或许有些可笑。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不管怎样，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存在一个可靠、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上有既得利益，中央银行的雇员们对货币需求的最新文献作出了积极贡献就不足为怪。拥有大批货币经济学家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 正如所指出过的，对货币需求的经验研究的评价需要在货币理论上有深厚功底，我们的讨论就从理论开始，下一步考虑一些衡量问题，然后再转回头看看早期的一些经验结果。在用这些结果对所产生的困难作出简要证明之后，我们最终来考虑对货币需求的最新修正。 1.理论概述 最早探讨货币需求的方法之一是货币数量论，它始于交易方程式，这种方程式的表述之一可写成 MV≡PT（1） 其中M是货币数量，V是流通速度，P是价格水平，T是交易规模。当M、P和T能直接衡量时，V则由(1)式隐含确定，因此，(1)式仅是个恒等式。然而，如果我们对流通速度V追加一个假定，即V由技术以及制度因素所决定并因而是相对不变的，就能把（1)式写成一个货币需求函数，其中实际余额需求M/ P与T成比例。 凯恩斯的分析对这一简单的货币需求函数作了修改（1936年），他在（1)式所包括的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之外增加了一个投机动机。投机动机认为，对于持有者来说，货币和债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产，其选择取决于债券的收益率。把利率引入货币需求，将其结合到货币数量论所提出的交易变量中，被认为是凯恩斯的主要经验研究遗产。一经引入利率之后，流通速度长期不变的前提就不复存在。 凯恩斯之后的发展是沿着几个不同方向进行的。其一以弗里德曼(Friedman, 1956年）为代表，他对货币数量论的重述清除了凯恩斯所提出的个人动机，把货币等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能产生服务流量的资产。这一观点把财富水平强调为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弗里德曼也提出，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在内的一组相当广泛的机会成本变量，在货币需求函数中有理论上的关系。（如果这一强调成立的话，弗里德曼早期的经验研究结果（弗里德曼,1959年）中关于利率在解释流通速度变化上无关紧要的说法就令人啼笑皆非。） 当弗里德曼方法回避货币在交易过程中的明确作用时，另外一些有影响的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则重新考虑并扩展了交易动机。威廉·鲍莫尔（WilliamBaumol,1952年）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56年）两人都把库存理论考虑应用到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中，得到所谓的平方根定律，其平均货币持有量由下式决定 M=(2bT/r)1/2 (2) 其中r代表债券的利率，b代表把债券换成现金的经纪人佣金或交易成本。将（2)式的两边同除以价格水平，使实际的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取决于债券利率、实际的经纪人费用和实际的交易水平。米勒（Miller）和奥德（Ord, 1966年）把这一分析推广到包括现金流量中的不确定性，假定可以把厂商的平均货币持有量取决于现金流量变化这一见解，看作对收支流量中不确定性的衡量。 凯恩斯的投机动机也被修改，主要是根据资产组合理论（托宾，1958年）。不过，如果在大多数国家能够获得资产清单，这一方法实际上是削弱了对货币的投机性需求。理由是：如果存在一种能比货币（其收益在大多数模型中被假定为零）获得较高收益率的没有风险的资产（如储蓄存款），货币即使是一种占主要地位的资产，也不会被人持有。人们可以把资产组合方法与交易成本结合起来而复活对货币的资产需求，但还没有一种较为一般的方法可用于达到这一点。这一方面的一些努力（安多（Ando）和谢尔（Shell), 1975年）表明，在一个既有无风险也有有风险资产的世界上，对货币的需求将不取决于有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这一方法建议，在经验研究中，只使用与无风险资产有关的少数几种利率。 2.一些衡量问题 从经验上对货币需求函数的估价，要求选择一些明确的变量来衡量货币及其决定因素。不过，尽管有某种特定理论的指导，这类选择也常常是不十分明确的。而如果假定理论多样化，可选择变量的范围就更广了。当人们考虑一下如何衡量“货币”时，上面所说的问题马上就显露出来，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的重大区别变成了教科书的虚构。此外，由于金融制度的变化，什么算作货币也可能改变。 一般来说，以交易动机为基础的理论最具指导意义，并引出所谓的狭义货币，包括现钞及可使用支票的存款（也称为可支取的存款）。在一些制度里，可支取的存款显然能够衡量，例如，在美国很多年里只有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才可以使用支票。而在另一些制度下，可使用支票资产的范围划分并不明确。例如，一种账户可能限制每个月使用支票的次数或规定可支取的最低数额。另一些账户可能只许可与经常性的定期支付有关的1/3周转额使用支票，或者只有付相当的服务费用才能使用支票。这类存款账户何时才应算作按交易动机定义的货币，依然不清楚。 进一步说，即使在可使用支票存款的定义很明确的情况下，现钞和可支取的存款能否被看成是完美的替代，仍不清楚，这一看法无疑只是将两者合到一起来提出货币衡量问题的。现钞和可使用支票的存款在交易成本、风险和损失、非法的隐蔽程度及逃税等难易上都有差别。因此，较为可取的也许是对现钞和可使用支票存款的需求函数分别进行衡量。 人们一旦不再以交易观点看待问题，合乎经验的货币定义就更为模糊了。一种把货币定义为产生一些不确定的服务流量的理论肯定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很多资产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这种服务。这类理论所依据的是相当广泛的货币定义，但在所使用的定义上不免有些武断（这一问题在第4节再来讨论）。 说到货币的定义，另一些理论对有关的说明变量有不同的含义。正如我们了解的，理论所提出的一些最有名的变量包括交易水平、财富、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每一个变量都遇到衡量的问题，即使在一个确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考虑不确定性时，预期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事情就变得更糟。 交易水平（方程（2)中的T）通常用收入水平或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当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总”字使这个词变得相当综合时，国民生产总值却远没有包括对交易的全面衡量，尤其是总产值中排除了所有中间产品的卖出、现有商品的购买以及金融交易，而这一切对货币需求都起作用。因此，经验上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T的代表使用是假定国民生产总值与T的变动成比例。但不幸的是，对这一至关重要假定的检验极为困难，因为没有关于T的可靠数据（此外，所有交易需要的货币并不同等“密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分别引入T或其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各种成分）。 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替代物，一些研究者使用持久性收入，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现值和过去值指数加权平均来衡量，这样做的根据通常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精神要领，把持久性收入作为财富的代表。从经验上看，假定国民生产总值与持久性收入之间高度相关，持久性收入变量多半能起作用，即便货币需求主要出于交易方面的考虑。人们当然可以直接对财富进行衡量（只有非人力财富能够衡量），这一点肯定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相一致，在金融交易可以产生货币需求的前提下，也与交易观点相吻合。 在结束对交易的衡量之前，我们应该指出一个由总量争端而引起的更深一层的问题。大多数的货币需求理论都只应用于个别行为单位，而通常却是用总体数据来衡量的，对总量的细节并未多加注意。这一不足可能导致忽略一些潜在的重要变量。例如，就交易变量的有关问题来说，总量可能认为收入分配与收入水平同样重要。但是，除了下面所讨论的一些事例外，我们将不注重总量问题。 另一类衡量问题是由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引起的。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两个部分：作为货币的替代选择物的资产收益率；货币本身的收益率。根据交易理论的看法，有关的选择物是被用作即将支付资金的短期贮藏债券。作为实际问题，这导致使用下面一种或再多几种收益率：短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短期商业票据的收益率；定期存款或储蓄存款的收益率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有关替代选择物要广泛得多，根据这一精神而进行的经验研究也使用政府和（或）公司的长期债券利率。实际上，一些研究试图使用整个利率期限结构中的替代物。此外，一些调查研究者使用了公司股票的收益率和（或）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货币本身的收益率显然取决于分析所选择的货币概念。最简单的事例看来是狭义的货币定义，其收益率显然为零。在这类场合中，大多数的调查研究者把货币本身的收益率视作零。但是，这样做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存款持有人可以获得隐含的收益率，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服务，要么是随着储蓄水平的提高而摒弃服务费。对这种隐含的收益的衡量并非容易之事。当所采用的货币定义较广，其中某些成分获得公开的利息、尤其是当这些收益率又不一样时，衡量问题就更为复杂这样一种总收益率本身就是利率、股份、每种货币成分的弹性的一个综合函数。在大多数的场合，研究者们并没有同等地对待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在收益率为零的活期存款之外同时存在有利息的可使用支票的存款，这意味着那些使用狭义货币定义的人也必须讨论这一问题。 方程(2)中最后一个看来重要的变量是交易成本b它有时也被解释为为卖出“债券”而支付给经纪人的费用或跑银行的“鞋底费”。但是，无论怎么解释，这类变量由于缺乏经验证实而总是惹人注意。研究者因此隐含地假定实际交易成本不变。这一假定的正确性由于席卷金融部门的创新和技术变革而日益令人怀疑遗憾的是，现在只能用些很不完美的替代物来衡量b,其后果留待后面检验。 3.经验研究的发现：早期的结果 在考虑经验研究结果之前，对所使用的数据的类型要说句话。尽管已经有一些交叉研究使用的种种总量水平的数据，然而，能得到的大多数研究则使用的是总体性很强的时间序列数据。起初，这些研究还只限于使用每年的资料，但后来注意力逐步转移到较短期的每个季度、每个月甚至每周的数据上这种转移部分起因于能够获得短期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有关的季度或月份时间序列在指导货币政策时较为有用。 货币经济学中最早的经验研究主要包括对流通速度的估算，给出其长期中行为特点，确定在流通速度的较长期变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因素（这方面文献的讨论见塞尔登(Selden, 1956年）。现代关于货币需求的经验研究最早出现于凯恩斯1936年出版通论后的几年里毫不奇怪，这些研究着重验证关于货币需求与利率之间相反关系的流动偏好假说的预期。就这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方法是证明利率与流通速度的正相关性 第二种探讨涉及到区分“活跃的”和“呆滞的”货币余额，而且把呆滞的余额与利率联系起来。从概念上说这意味着要建立如下一种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 M/P=ky+f（r）（3) 其中y代表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当假定k为已知的，以（M/P-ky）给定的呆滞的货币余额就与利率r有关系。托宾（1947年）运用1922～1945年的资料，通过假定1929年的呆滞余额为零而计算出k，并发现呆滞余额与一种相当夸张形式的利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正如那个时期所承认的，呆滞余额的定义中存在一种武断因素；而排除区分活跃的与呆滞的余额的必要、直接估算方程（3)也只要走一小步。实际上, A·J·布朗（A. J. Brown)在1939年已提出这一方法，他对（3)式的一个变形方程作了估算。（布朗的论文在概念和统计两个方面都出人意外地新颖，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货币需求中包括了通货膨胀率） 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对货币需求的函数的典型估算是以每年的资料为根据，并使用有不变的弹性的对数-线性形式。这样，经验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型的方程式便是如下的形式 ln(M/P）=β0+β1ln yt+β2lnrt (4) 与前相同，y是像收入或财富那样的尺度变数，r代表利率。有时则使用几个尺度变数或利率；间或也使用附加的变量。从50年代末期开始，很多研究为一些国家估算了与（4)式相类似的方程式。这些研究在样本的时期（有时甚至追溯到19世纪末期）和自变量及因变量的具体选择等方面互有不同。这些研究很难产生明确的结论，但至少在70年代早期之后获得了一些共同的发现。就美国来说（见莱德勒（Laidler),1977年）:(1)各种利率——有时几种利率同时——被证实在统计上对(4)式有意义，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弹性范围通常分别为-0.1至-0.2和-0.2至-0.8(2)测定收入或持久性收入和非人力财富在统计上都有意义，尽管通常每次只包含这些变量中的一个。一些研究把问题看作这些变量之间的比赛，获胜者经常依靠样本时期、货币M的定义和经济计量的细节。所估算的比率弹性的范围从大约1/2到接近2，但大多数的估算数在这个范围内的较低的一端。(3)据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判断，货币需求在长期中显示了合理的稳定量。 当很多早期的研究因使用年度数据而倾向于忽视函数的动态部分时，一些研究却考虑了这一问题，最常见的简单方法是在货币需求方程式中包括一个滞后的因变量。这种方法的一个理由是使用了局部调节模型，这个模型假定存在一个“合意”水平的实际货币余额M*／P，并进一步假定现实的货币余额水平在每一时期只是部分地调节其趋向合意水平的路线。这想法体现在如下的对数调节方程式 ln (Mt / Pt）-ln( M1/P-1） =γ ［ ln(M*t/Pt）-ln(M1／Pt-1）］(5） 其中M／Pt指实际货币余额的实际值。参数γ确定调节速度;γ=1对应的是一个时期中的完全调节（即Mt=M*t。（原文为“Mt*=Mt*”，疑误。——编注）)(5)式是通过把Mt* / Pt表示成（4)式中yt和r，的函数，并将其代入（5)式而完成的。所得到的方程式将Mt/Pt写成yt和rt及M-1/P1的函数。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局部调节模型并非没有缺点。 毫不奇怪，对动态的考虑证明了调查研究者一旦使用季度数据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如果不考虑动态，使用季度资料所获得的结果通常证实了使用年度资料的发现。季度资料表明，人们比较喜欢使用狭义的货币存量。实际上，一些研究表明，把狭义的货币存量分解为不同成分（即现钞和可使用支票的存款），或不同的持有者（如居民户与企业，会产生进一步出乎预料的结果。但是，从总的方面看，这些精辟见解并不必定要得出一个可供使用的季度货币需求函数。就大多数的目的来说，一种简单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看来就够用了在这种形式的函数中，实际的狭义货币余额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种短期市场利率、储蓄存款和滞后的货币余额（戈德费尔德（Goldfeld), 1973年）。 但是，随着70年代形势的发展，以上对事态的乐观解说遇到了麻烦。在运用美国的资料时尤其出现了困难，对其他国家来说，方程式也表现出不稳定性（鲍顿（Boughton),1981年；戈德费尔德，1976年）。在美国，这些困难约在1974年首次显露。如果假定过去的行为是成立的，1973年底到1975年底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的变动应该使货币需求在1974年略有减少，随后于1975年得到恢复。但实际货币余额反倒持续下降，在这一时期里减少约7％,经济看来要面对较少的货币供应。或者换一种说法，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产生了相当大的、前所未见的预测过度错误。从1974～1976年，累积的变动大约为9％。当估算样本中增加1973年之后的数据时，又显露出另一个困难的迹象。加进现期资料往往使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系数估算发生改变，其结果一般都令人很不满意。例如，参数r趋近于零徘徊，显示出长得难以置信的调节时滞。这些类似的难题是由正式的经济计量检验偶然发现的。这些检验否定了关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结构保持不变的假说。而1974年之前的检验并未显示出不稳定的迹象。 由于这些困难的推动，上一个10年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热潮。基本重点放在“修补”问题上，方法是改进函数的形式和使用较合适的经济计量工具。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即便改进过的函数也仍未能摆脱明显的不稳定事件的影响。 4.近期的重新表述 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其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般都有关系。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文献中只得到有限注意的开放经济考虑，对其他很多国家的关系重大，而在美国对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的强调，可能对很多国家关系较小。 金融创新增加美国的货币需求的不稳定这一想法，出自两方面的考虑：(1)70年代中期货币需求行为飘忽不定看来是注重了企业对可使用支票存款的持有；(2）商业的现金管理技术显著改善。这些改善中包括了像现金集中账户、加锁信箱和零余额账户一类神秘的工具，改变了交易过程的性质，并使企业得以节省必需的交易余额。这些改善出自外部的技术创新（如传真工具等）和企业由于持有现金的高机会成本刺激而在新的交易技术工具上投资的内部决策。这些变化在鲍莫尔-托宾的货币需求存货理论模型中，可以模型化为交易成本b的减少，而在米勒-奥尔的同类模型中，则可把这些创新看作收支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国较早的创新看起来集中在商业部门，而较近的创新——如货币市场与互助基金等——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对居民户也有影响。（作为题外话，应该指出，管制的加强刺激金融创新，而创新同时又迫使放松管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和放松管制增加了货币需求中的不稳定，而意在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的管理则为日后政策上的困难埋下了种子。） 然而，在经济计量表述中明确考虑金融创新看来是极其困难的。基本问题是没有关于交易成本的可靠的直接数据。间接证据的取得是通过使用时间趋势获取外部技术变化，或把过去高峰期的利率函数作为内部交易成本减少的代表。后一个变量背后的思路是：高利率的刺激增加引进新技术所必需的固定成本，而当利率一旦下降后，新技术依然在起作用。使用过去高峰值变量意味着抓住了这种不可逆性，研究者运用这种变量已发现，这样做改善了货币需求函数的适应性。但是，不幸的是，无论是在表述上略作变化，还是使用追加的数据，所得到的估算看来都不完美。一些经济学家贬低金融创新的潜在重要性，指出高利率在其他国家并未能刺激同等程度的创新这一事实。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捕捉交易成本的有关适当变化上无能为力，因为，这一点增加了函数表述上误差的连续来源的可能性。 当然，金融创新并不是函数误差惟一可想象的来源。当货币需求函数开始表现失常时，传统表述形式中的每一成分都重新受到审查。研究者特地重新考虑以另一些可选择的方法对交易、财富和利率进行衡量。他们也放宽了方程(4)中隐含的一个不变弹性的假定，重新检查按持有者的类型（即企业与居民户）分解货币持有量的好处。与较早的研究相比，这些努力设想财富应起较大的作用，还就并非不变的利息弹性和对货币本身收益率进行衡量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证据，他们还再度肯定按持有者类型分解货币持有量的好处。不过，这些改进依然未能解释清楚货币需求的许多异常行为。 另一种方法是重新考虑货币的定义。由于可以得到大量的货币数据，一些对官方的货币定义感到不悦的人就可以自由地自己下定义这一方面的研究沿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一个认为，已经很窄的官方的货币定义还太宽，至少从纯交易观点来看是如此。这一考虑使一些人提出使用一种分解方法，即按每一种货币资产分别估算经验的需求函数，这样便可以避开定义问题，并同时允许使用考虑需求函数相互关系特点的经济计量技术。但是实际上，放松管制后出现的新的金融工具使这一方法的应用复杂化，这类努力并不十分成功 第二个方法指出，交易动机和其他动机之间的界限在经验上已变得模糊，因此考虑相对广一些的货币定义能否造成一个稳定的需求函数这一问题。但是，通过把不同资产的数量简单相加而得到的传统的广义货币总量受到批评，因为被结合到一起的各种成分提供的是不同等级的货币服务。结果，现期大多数按照这思路进行的研究都根据广义衡量的货币的不同成分的“货币功能”或“流动性”的等级将其加权。虽然这一作法不可避免地有些武断，但近些年的一些进展就是运用这一指数理论取得的（巴尼特（Barnett), 1982年）。实际上，联邦储备委员会现在周期性地公布这类加权货币的标准——有时叫迪维西亚(Divisia）指数。迄今为止，这种研究看来都认为，只有这类最广的货币才可能产生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但是，就是这个结果也不是没有麻烦其一是，对这结果的完全理解需要对用来构造货币总量的加权方法作个经济学的解释（尤其是当权数系根据相对流通速度或周转数据确定时，显示出某种循环的结构标准看起来就是稳定的）其二，对这些结果在制定政策上的用途来说，重要的是能够预测这些权数。从总的方面说，尽管有希望，但无论是在对不稳定的解释上、还是就政策制定中的运用来说，对迪维西亚方法的评论仍是不一致的。 货币需求在当今受到注目的另一点，是调节过程的动态问题。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被称为实际的局部调节模型的方程(5)，构成了早期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这个模型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根据其中一个批评意见，可以把方程(5)改写成如下形式： ln Mt-ln Mt-1=γ［ln(Mt* /Pt） -ln(M1／Pt 1）］+ΔlnPt (6) 如(6）式所示，由于ΔlnPt的系数为1，函数就假定了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作出即刻的调节。由于这一假定看来并未得到保证，较现期的研究使用由下式给定的所谓名义调节模型 ln Mt-lnMt-1=γ(ln M*t-ln Mt-1）(7) 对 (7）式的估算与对（5)式的很相似，除了因变量M-1／Pt代替变量Mt-1 /P1外。各种经验测证都认为名义模型受人喜爱，但也显然表明这一变化没有修改货币需求函数。 对动态性质的其他重新检验表明，简单的局部模型，无论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基本上都有较多的缺点一些作者指出如下事实，米勒-奥尔交易模型预测面对固定调节成本，货币持有者将会不作任何调节或作完全的调节个体的货币持有者将不会作出局部的调节但是，米勒-奥尔模型的这一特点对总量数据的实用性并不十分明确。另一些从优化结构中推得调节模型的努力，提出的模型含有一个调节速度变量，这个变量以一个取决于收入和利率的速度参数γ表示。不过，这类模型在经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 相当多的经验研究是用如下模型做的，在这些模型中，货币持有者对一些冲击的反应速度取决于哪一个变量引起合意的货币持有量发生变化。这将提出如下的看法，即实际收入的变化，尤其是当这类变化以货币的形式支付时，将会使货币持有量产生比利率变动更快的调节要考虑这些影响，人们就必须放宽(5)或(7)式中隐含的僵硬的几何分布的滞后表述，而代之以较为一般分布的滞后形式。美国的数据看来能为这种较一般的调节模型提供一些支持，但是，如果使用已提出的一些其他改进，这种模型的变化不足以产生适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据的单一的可接受的函数。 对局部调节模型的最后一个攻击，引起对调节过程作较为一般性的重新考虑，如果我们假定货币当局在模型之外决定名义货币供给，这点就更为明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意的名义货币存量要根据一个既定的存量进行调整，大概根据影响合意货币持有量的 一些变量进行调整。这一思想的特别简要的形式将抛弃局部调节模型 (7)，而用一个价格调节方程式代替它 lnPt-lnPt- 1=λ(lnMt-ln M*t）(8) 这一方程式不再需要短期的货币需求函数，但长期货币需求却在（8)式中的M*t中体现出来 这一方法的另一变形是通过增加个关于价格预期合理性的假定来估算货币需求函数。例如，人们可以从方程(4)——甚至是方程(7)开始，用其解出价格水平。然后，通过把名义利率表示为实际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的费雪（Fisher）方程式，人们就可以用理性预期假说把实际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表示为收入、货币存量和实际利率的函数。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收入、货币存量（如通过货币供应规则）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是常数）是个随机过程，就能用所得到的方程式来估算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 不过，用方程式（8)或其理性预期变形估算货币需求，也不是没有困难。第一个问题是这种方法隐含有通货膨胀率对产出或货币供给的变动迅速作出反应。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假定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与由金融市场决定的资产价格一样。这种方法与价格对各种来源的冲击的反应有粘性的证据相抵触。绕过这个困难的一个方法是，假定通过利率或产出来实行对货币市场“失衡”的调节（见莱德勒和本特利（Bentley), 1983年）的一个有这些特点的小模型）。 第二个困难是货币供给是外生决定的这个假定。至少就美国来说，这个假定与1979年10月～1982年10月这个时期很有关联，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这3年里正式采用了货币目标。但是，不管官方的政策是怎么说的，一些人争辩说，联邦储备委员会从未真正实行过追求一个货币目标的政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1979年10月很久之前就开始实行这种政策了。这说明鉴定货币制度的变化总是不容易的。然而，控制货币政策的规则的改变对货币需求函数的有关表述和估算有意义，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也就是说，传统的表述在一定场合下起作用，而在另一些场合则不起作用。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过，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至少要为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明显的不稳定性负部分责任（戈登(Gordon),1984年）。 把货币需求函数看作一个较完整体系的一部分无疑是重要的，但迄今为止，经验研究做得仍不能令人满意。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需要在细节上明确货币供给的过程，这一任务由于改变政策战略和放松管制而很困难。此外，还有另一个复杂的分析的时间单位问题。货币政策的实施者倾向于有一个相当短的决策水准，因此控制货币供给过程可能需要使用周和月份的资料。相比之下，大多数货币需求估算都使用季度和年度的资料。换言之，对货币部门动态的恰当关注，可能需要在分析的时间单位选择上更加谨慎。在改变货币制度的情况下实行估算，可能也需要一些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 5.结论 现状表明经验上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状况相当混乱，尤其是如果人们根据我们在确定一个从战后时期看来是稳定的单一函数上的能力去判断成功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可以肯定，对传统模型所遇到的困难有大量的解释——可能多到令人为难的地步但是，资料不足或经济计量问题表明，并不总是能够容易地将这些解释结合到经验上的货币需求函数里去。一些人曾据此得出结论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较大是一个事实，非任何一种简单的方法能修补。克服这些困难是未来的研究课题。在已有的进展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看来可能会对货币需求作出较为满意的统计说明。但是，前面提到的过去的表面成功所具有的脆弱性以及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困难提醒我们，在评价新的模型时需要作相当详细的检查。最后一点，这类模型当然需要经受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也就是说，它们必需在估算时期之外也继续成立。 斯蒂芬·M·戈德费尔德(Stephen M.Goldfeld)著 李庆云 译 刘宇飞校 参阅：DEFINING MONEY;DEMAND FOR MONEY:THEORETICAL STUDIES; MONETARISM; MONETARYTARGETING; MONEY; PRECAUTIONARY MOTIVES FORHOLDING ASSETS;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SPECULATIVE MOTIVE FOR HOLDING MONEY;TRANSACTION COSTS; TRANSACTIONS MOTIVE FORHOLDING MONEY.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