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ive Demand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凯恩斯（Keynes）在《通论》（1936年）中使用的术语，表示改变总产出和总就业规模的决定力量。凯恩斯认为，最早讨论供给和需求对整个产出的决定因素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Rica■do）和马尔萨斯（Malthus）之间有关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可能性的争论，后来以萨伊（Say）的市场定律这一说法而为人所知。的确，凯恩斯理论旨在取代萨伊定律，虽然有效需求出现在他批判货币数量学说的论著《货币论》（1930年）中，以及强调在最初被他称为“货币生产经济”中应用这一概念，都说明有效需求也应该被看作是与古典货币理论对立的。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1776年，第285页）：在从事消费和投资时，“若某人不使用他所掌握的一切资本存量，不管这些资本存量是属于他本人的还是别人的，那他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只要斯密所谓“可以容忍的安全感”还存在，经济合理性就意味着对整个产出的需求不可能背离总供给。虽然斯密（第73页）的确把“足以实现商品进入市场”的需求称作“愿意按商品自然价格支付者的”“有效需求”，但这一思想说的是特定商品的自然价格同市场背离，以及价格趋向于其自然价值的过程。J·B·萨伊在论述“商品处置”问题时采取了斯密的立场。为反驳某些人持有的观点，即“只要有即期需求并存在产品市场，产品总会充裕”，萨伊的市场定律争辩道，“正是生产开发了对产品的需求”（1885年，第132—133页）；如果是生产决定购买力，需求就不会不足。倘某些特定市场存在超额需求，其他市场的需求不足总会将其抵消。李嘉图使用同样的论据驳斥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回敬道：“由于对现有产品缺乏适当的分配，再生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现有产品）在有关各方之间分配的方式能否导致对未来产品的最有效需求……。”（1821年）马尔萨斯指出，产出构成会影响其数量，因为它会在斯密笔下的关心着未来利润“安全”的理性企业家心目中产生疑虑。此番古典经济学大辩论的最后一篇论文是J·S·穆勒（J. S. Mill）的《论消费对生产的影响》。是文试图对如下观点提出异议，即“一切被生产的产品都已经被消费了，或者是用于再生产或者是用于享受”，“因此，一般说来，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永远不会超过消费者的需求，”（1874年，第48—49页）。穆勒指责那些认为需求限制产出的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因为个别店主在销售方面失败的原因是需求不平衡，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种不平衡可以扯平。穆勒还注意到，认为一切买主都必定是卖主的观点意味着物物交换，因为货币能够使交换“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行为”，所以“人们不必在购买的同时出售自己的货物”（第70页）。为了避免这一问题，“货币本身必须被视为一种商品”，因为“不可能同时存在过量的其他商品和过量的货币”（第71页）。穆勒承认，如果“大量聚集”货币，就会出现所有商品的过剩，但这只是一切商品的货币价值暂时下跌。与斯密的“可容忍的安全感”一样，穆勒用“缺乏商业信任”来解释普遍的商品过剩，他否认这是由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第74页）。穆勒捍卫萨伊定律更突出了古典货币数量学说的重要性，它最早用公式来反对重商主义者过分强调贵金属构成国民财富的作用。休谟（Hume）指出：是劳动而不是黄金生产了构成国民财富的商品，黄金只是和掌握生产的劳动力一样有用。因此，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无关的古典主义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的，即持有货币是为了花费。货币最多只会造成暂时的普遍供过于求；从长远来看，“理性的”人是不会作出持币不花选择的。由于信任危机，对货币和商品的需求出现了周期性失调，进而产生暂时的普遍供过于求，这一现象在边际革命前夕已为古典理论所承认。奇怪的是，由于古典理论在价值学说中没有足够重视需求的作用，从而激发了边际革命，但边际革命却没有将其分析扩及整个产出长期或短期的需求。对取代古典理论的主观价值论所提出的个别均衡的强调，确实使得分别探讨总供给和总需求成为多余。因此，凯恩斯指出，“在经济学界经过1/4个世纪的最热烈的讨论以后，对于整个产出的需求和供给的理论，即这种就业理论才销声匿迹了”（凯恩斯，1936年c）。然而，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消失的是争论，而不是萨伊定律。因此，凯恩斯把从斯密和李嘉图到马歇尔（Marshall）和庇古（Pigou）等经济学家都归入“古典主义”一类，因为，他们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虽相互对立，他们对整个产出的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却完全相同。凯恩斯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其说是实证分析，倒不如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没有重视穆勒的警告，即个人所面临的条件会扩大到整个经济。如果消费者使受收入制约的效用极大化，以单位效用价格较低的消费品做替代并以此达到极大化，那么，任何商品的过量供给都是因为其价格超过了其边际效用。同样，如果生产者使受成本制约的利润极大化，以单位产出价格较低的生产投入品做替代，那么，任何资源的过量供给都是因为其价格超过了它的边际生产率。市场竞争会导致相应的价格调整，消除过量供给。由于任何一种商品或资源都不可能卖不出去或不被使用，因此人们自然会将这种分析扩大为总体分析，以摒弃不对普遍供过于求进行深入分析的可能性。供求背离的原因并不是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窑藏货币，而是竞争性市场中有关价格自动调整暂时受阻。因此，凯恩斯的同代人虽然建立了新的边际价值理论，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就业不充分是由暂时的非持久性的因素造成的，从长远看这些因素是会消除的。1921—1939年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失业率最高的1932年竟达22.5％（超过270万人）。这一数字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公认的短期失调的极限。于是，凯恩斯批判过的萨伊定律，关于自我调节本质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与经济现象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发生了矛盾。凯恩斯所关心的并不是阻碍供求达到平衡的因素，而是“整个产出的供求均衡问题，即有效需求问题……若有人想揭示产出和就业的数量，他所探寻的必定是这一均衡点。”古典主义学者以假设储蓄等同于投资货开支来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主义理论则认定萨伊定律“一点也没有讨论过这一问题”（1936年b，第215页）。因此，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必须取代萨伊定律。为达到这一目标，凯恩斯提出了两个与古典主义立场不同的观点。第一，他假定工资超过了生活维持费用，因此，用于消费品的开支不包括全部要素收入。如凯恩斯的消费心理定律所示，这意味着，当产出增加，总支出和生产要素成本之间的缺口也随之扩大。因此，除非扩大投资支出以填补缺口，否则厂商就会遭受损失。凯恩斯的第二个不同观点是不同意如下假设，即合理性会促使厂商将其全部储蓄用于生产投资。若投资可能带来损失，或者利率的变化会改变资本价值，那么，不投资就能确保未来获得更大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货币就可能是“合理的”。而且，在货币经济中不能保证货币收益的最大化会导致生产能力或对劳动力需求的最大化。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消费倾向和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增值率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正是产出水平而不是利率调节用于投资的储蓄活动，但要解释货币经济中投资水平的决策，还需要解释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利率。这两种因素紧密相联。在凯恩斯1934年写给卡恩（ Kahn）的信中，他“对什么是有效需求下了个精确的定义”（1934年a，第422页）。若O为产出水平，W为这一产出的边际主要生产成本，P为预期销售价格，“OP即有效需求”。“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古典主义学说认为，OP等于OW，它不考虑O的价值，“因此有效需求不能限制就业，而就业必然取决于工资品产业的边际产品与就业的边际反效用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后来即据此指出，“古典主义”的两个假设在充分就业方面限制了O（1936年a，第2章）。相反，“在我的理论中，对于O的全部价值来说，OW≠OP，而厂商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O的价值，否则价格就会不等于主要边际成本。这是一切的真正出发点”。因此，要点是O的不同水平对价格与成本差异的影响，即对厂商利润的影响。大概在同一时期，凯恩斯在给斯拉法（Sraffa）的未写明日期的信中又提到了这一问题。凯恩斯注意到一种非单式的边际消费倾向，它说明对任何O来说，OP ≠ OW，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条“普遍原理，即扩大产出会使市场供过于求，除非适合于公众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也同步增长；而减少产出将为生产者带来意外利润，除非投资也适量地同步减少”。在OP=OW时的O的水平，取决于投资水平和消费倾向。而随厂商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而变动的投资率将决定O。在“通论”的初稿中，凯恩斯是这样说的：“有效需求是由两个因素共同组成的，它们分别基于希望消费什么和希望对什么进行投资”（1973年a,第439页）。因此，有效需求理论除了需要解释消费量是基于消费倾向这一点外，还需要解释投资水平的变化。鉴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关于利率会使投资与充分就业储蓄保持平衡的观点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凯恩斯发现，这一“缺陷主要是由于古典主义理论没有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利率理论”（1934年c，第489页）。凯恩斯致力于创建一种与他称之为货币生产经济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相一致的利息理论。《货币论》（1930年）曾经以与企业家生产决策相关的居民消费决策来阐述价格变化。若这两种决策不一致，投资就会背离储蓄，消费品价格也会改变意外利润和亏损。投资品价格却不同，它取决于公众在持有银行存款或证券方面决策的信心不足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贮存投资货的原因，是它们的现行成本或供应价格低于它们预期收益的价值或需求价格；这一差距愈大，预期收益率就愈高。鉴于耐用资本资产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其收益率，论述资本资产价格的理论也要论述收益率（凯恩斯称其为边际效率）。由于一种资产的需求价格取决于扣除了利率的预期收益的价值，那么，令人满意的利息理论对阐述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然而，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耐用资产，因而也有现货或需求价格以及供应价格或期货价格，这些决定了货币利率。凯恩斯于是将其恐慌行动概念转变为流动偏好，它与银行经营政策一起决定利率。因为对凯恩斯说来，“货币利率只不过是超出一笔签订了远期交货合同的货币的百分比……我们能够通过它计算出这笔签订了远期交货合同的货币的‘现货，或现钞价格”（1936年a，第222页），它是：“本期现金对远期现金的升水……除非拥有的货币被用于某一目的，即有某种效率，否则没有人会支付这一升水。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货币利息衡量着以其自身为一衡量单位的货币的边际效率”（1937年a，第101页）。因为货币和资本资产都有代表它们收益率的边际效率，在货币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就会按与他们各自的收益相等的比例需求货币和资本。这样，厂商所选择的产出均衡水平将表示为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货币的边际效率）。由于提高了多样化的消费倾向，产出增加对利润影响这个问题，现可视为增加投资对与资本资产边际效率相应的货币边际效率的影响。鉴于这些边际效率反映了相应的现货和期货资产价格，这一问题也可视为增加投资对有关的货币价格的影响。于是，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效率、流动偏好、既定预期及货币政策等都互相作用，决定有效需求。鉴于这一均衡可以S=I或利率等于资本边际效率加以说明，等于总需求总供给的产出水平也使边际效率等于利率。为了使他的有效需求理论能得出圆满的结论，凯恩斯必须回答由威克塞尔（Wicksell）首先提出的问题，即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他曾否认当OP=OW时O的水平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等于劳动无效用，凯恩斯也同样反对边际生产力决定边际效率，以及实际利率决定货币利率，因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循环推理”基础的（1937年b，第212页）。凯恩斯认为应该由资本资产边际效率去适应货币利率，而不是相反。在《通论》第16、第17两章中，凯恩斯论述了这两个与古典主义理论不同的观点，他指出资本资产的预期货币收益率取决于与预期货币成本有关的预期货币收入数之间的联系，而且没有理由相信这一切与资产的实际生产力有任何从属关系。威克塞尔的自然利率产生于生产与交换的物质关系，在货币经济中根本不能应用，所以凯恩斯用边际效率取而代之。凯恩斯还注意到，增加某些资本资产的投资会提高供应价格，并降低需求价格，从而导致边际效率下降；因此产出的增长会导致对收益率较低的资产进行投资。就某一方面而言，货币的边际效率将使对货币进行投资所得的利润和购买资本资产获得的利润相同。就此而言，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效率，而且进一步增加产出将证实凯恩斯的“普遍原理”，即产出的进一步扩大会使存货过剩，因为增加的收入不会被花费掉，而是以货币形式持有，成为“购买力的巨大沉积”。凯恩斯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即货币的流动升值为何不随产出的增长而下降，因为这阻碍了投资按适当的数量增长以填补消费倾向不同所造成的缺口。为了说明利息和货币的这些“基本特性”，凯恩斯对穆勒认为货币仅仅是另一种商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当货币是银行系统的债务时，它的价格和数量习性就会与实物商品不同，因为它没有实际生产成本，也没有实际替代物。因此，一种生产弹性微小的资产以及与有效需求变化有关的替代品将得到的某种收益率，对需求膨胀的反应都比较缓慢。只要利率滑坡的速度比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慢，它的比率就表明进一步膨胀需求将导致亏损。因此，消费倾向说明，如果企业家不想亏损，就必须按照收入增加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的大小来增加投资，而货币生产经济中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则解释了，为什么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利率习性却使投资率大大可能严格按这一缺口大小进行调整。由于企业家使货币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就业或实物产出最大化，所以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投资决策会导致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凯恩斯对就业水平限度的论述使得任一就业水平，包括充分就业，都可视为稳定的均衡；因此凯恩斯的论述比古典主义的萨伊定律更为普遍，因为在萨伊定律中只有劳动市场中作为既定的充分就业所规定的限度才是唯一的稳定均衡。 J·A·克雷盖尔（J. A. Kregel）著沙临榆译刘同舜校参阅：Say’s Law。参考文献：